作者：Steve Vassallo

編譯：Peggy，BlockBeats

編者按： 5 月 14 日，Cerebras 正式登陸納斯達克，股票代碼為 CBRS，首日收盤較發行價上漲約 68%，成為 2026 年以來最受關注的 AI 硬件 IPO 之一。

本文由 Cerebras 早期投資人 Steve Vassallo 撰寫，回顧了他與 Andrew Feldman 從 SeaMicro 到 Cerebras、橫跨十九年的合作關係。文章表面上講的是一筆從 term sheet 到 IPO 的風險投資故事，實則記錄了一家前沿硬件公司如何在不被共識看好的時期，押注 AI 計算架構的底層重構：從晶圓級芯片、內存帶寬瓶頸，到供電、散熱、電氣連續性等一系列工程難題，Cerebras 所面對的並不是單點技術挑戰，而是一整套現代計算系統的重新發明。

最值得關注的，不是 Cerebras 最終做出了一塊比傳統芯片大 58 倍的晶圓級芯片，而是這家公司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與行業慣性相反的方向：當 GPU 成為 AI 訓練默認答案時，它試圖重新定義「什麼才是為 AI 而生的計算機」。這背後既需要技術判斷，也需要資本耐心，更需要投資人與創始團隊之間長期、非交易型的信任關係。

對於今天的 AI 硬件競爭而言，Cerebras 的意義在於提醒市場，算力革命不只是堆更多 GPU，也可能來自對計算架構本身的重新想象。

以下為原文：

2016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我給 Andrew Feldman 發了一封郵件，告訴他我會翻過他家後院的圍欄，親手把我們投資 Cerebras 的 term sheet 送到他手裡。

那天是愚人節，但我不是在開玩笑。

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家風險投資機構的標準操作。但到那時，我已經認識 Andrew 九年，也和他一起討論下一家公司將近兩年了。我不可能因為一個週六下午還在反覆修改的條款句子，就錯過這筆交易。

我第一次見到 Andrew，是在 2007 年 10 月。當時，他和 Gary Lauterbach 剛剛創辦 SeaMicro。那一輪我沒有投資，但我和他們非常投緣，尤其欣賞他們從第一性原理出發思考問題的方式。從那以後，我一直關注著他們。

真正有價值的關係，需要時間沉澱。真正有價值的公司，也一樣。今天，從外部看，Cerebras 是一家成立十年、即將上市的公司。但在我看來，這是一段持續十九年的關係，終於走到了敲鐘的時刻。

2019 年 8 月，我和 Andrew 在斯坦福校園舉辦的 Hot Chips 大會上。那一次，Cerebras 發佈了第一代 Wafer-Scale Engine。

深度關係，與不合理的野心

2012 年 AMD 收購 SeaMicro 時，我就有一種預感：Andrew 不會在一家大公司裡待太久。他身上有強烈的不服輸，也有一顆充滿反叛精神的心。到 2014 年初，他已經開始尋找離開的機會，我們也開始頻繁見面，討論下一步可能做什麼。

當時，有兩件事遠未成為共識：第一，AI 真的會變得有用；第二，GPU 並不是最適合 AI 的計算架構。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認識的許多聰明人也意見不一。AlexNet 在 2012 年出現後，研究社區的一些角落已經開始用卷積神經網絡做出近乎魔法般的成果。但在更廣泛的軟件行業裡，AI 仍然介於營銷熱詞和科研項目之間。

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硬件問題，幾乎還沒有被認真提出。GPU 已經成為神經網絡訓練的默認選擇，主要是因為研究人員偶然發現，相比 CPU，它們「沒那麼糟」。為 AI 工作負載專門打造一套新的計算系統，意味著要挑戰當時全世界研究者都在使用的主流架構。

但 Andrew、Gary 和他們的聯合創始人 Sean、Michael、JP 看到了不同的方向。他們在芯片和系統領域各自積累了數十年經驗：Gary 的背景來自 20 世紀 80 年代在數據流和亂序執行方面的開創性工作；Sean 專注於先進服務器架構；Michael 負責軟件和編譯器；JP 則深耕硬件工程。他們是一群極其罕見的人：單獨看，每個人都很出色；組合在一起，能力則呈現乘數效應。他們能夠想象出一種全新的計算機。

他們相信，如果 AI 真正釋放潛力，由此產生的市場規模將遠遠超過現有所有計算形態的總和。

他們也看清了 GPU 的本質：它原本是一顆為圖形處理設計的芯片，只是在新的戰場上被臨時提拔成了 AI 訓練工具。它在並行處理上確實比 CPU 更好，但如果從零開始為 AI 工作負載設計，沒有人會設計出 GPU 這樣的架構。真正限制神經網絡能力的，並不是原始算力，而是內存帶寬。這意味著，他們要創造的芯片，優化重點並不是孤立核心中的矩陣乘法，而是數據如何在整個計算結構中高效流動。

在公司內部，投資 Cerebras 遠不是一個共識決定。我的幾位合夥人親眼見過上一輪半導體投資幾乎只帶來虧損，他們也非常坦率地表達了擔憂。但最終，我們作為一個團隊達成一致。2016 年 4 月的那個週末，我們明確告訴 Andrew：我們希望成為第一個給他 term sheet 的投資人。

幾周後，Andrew、Gary、Sean、Michael 和 JP 搬進了我們位於 250 Middlefield 二樓的 EIR 辦公空間。我至今還保留著當時辦公室經理畫下的平面圖。在那張圖上，Cerebras 坐在 Foundation 一位創始人的旁邊，距離後來創辦 Moveworks 的 Bhavin Shah 也只有幾扇門之隔。那是一個很適合創業公司成長的樓層。

Cerebras 的第一個總部，就在我們位於 250 Middlefield 的舊辦公室二樓。

知道哪些規則可以彎曲，哪些規則必須打破

在 Cerebras 之前，計算史上最大的芯片大約為 840 平方毫米，差不多是一枚郵票大小的硅片。而 Cerebras 做出的芯片，面積達到 46,000 平方毫米，是前者的 58 倍。

選擇晶圓級芯片，也就意味著選擇了隨之而來的所有下游設計難題。在近 80 年的計算史上，從來沒有人真正把這件事做成過。這也意味著，沒人曾經系統性解決過這些問題：如何給如此巨大的芯片供電？如何為它散熱？如何在數萬個連接點之間保持電氣連續性？

為了實現晶圓級計算，Cerebras 幾乎必須同時重新發明現代計算的每一個環節：半導體、系統、數據結構、軟件和算法。每一個方向，本身都足以成為一家創業公司。Andrew 和他的團隊選擇從最棘手的技術問題開始攻堅。在他們高強度、近乎不知疲倦的努力下，這些問題一個接一個被推進。

每隔六到八週，我們會開一次董事會會議。他們會向我們介紹上一次會議以來的嘗試：一種新的系統設計變體，一種新的供電方案，或者一次熱管理調整。由於反覆從各個角度與系統性難題正面交鋒，他們形成了一種來之不易的清晰表達能力。他們會解釋自己認為哪裡出了問題，以及下一步準備嘗試什麼。

我們會提出問題，然後和團隊一起深入推進，調動所需的人、資源和關係，幫助他們找到新的突破口。六到八週後，當我們再次開會時，故事又會在另一個技術問題上重演：又一個需要探索的前沿邊界。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會暴露出下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他們的第一片原型晶圓，在第一次通電時就冒煙了。團隊把它稱為一次「熱事件」——當你不想嚇到董事會或者房東時，通常就會用這個詞來稱呼一場火災。

我當時一直在計算每平方毫米的功耗，一方面是出於好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數字看上去高得不像是真的。於是，我們請來了 Exponent 的工程師。這家公司是一家失效分析機構，而它以前的公司名恰好就叫 Failure Analysis。他們確認，那些功耗數字確實和看起來一樣大膽，並幫助我們思考一系列不需要挑戰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方案。畢竟，那是 Andrew 足夠聰明、不會去爭辯的一條定律。

工程師的紀律在於，知道哪些規則可以打破，哪些規則可以彎曲，哪些規則必須尊重。Andrew 和他的團隊，對於這種區別有一種經過實踐驗證的判斷力。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是在挑戰慣例——這是他們本來就想做的事；也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是在挑戰物理定律——這不是他們要做的事。

當你在構建前沿技術時，失敗不可避免。穿越失敗的唯一方式，是紀律、堅持，以及最重要的，信任：信任使命，信任彼此，也信任這樣一件事——當第一個原型自毀之後，第二天早上你們仍然會回到實驗室，開始下一輪迭代。

這種工作沒有交易型版本。它只有長期版本：在那些尚不完整的解決方案和耐心解釋中，始終留在房間裡。這樣，當它終於成功時，你才會在那裡親眼見證。

那個時刻出現在 2019 年 8 月。Andrew、Sean 和他們的團隊站在實驗室裡，看著一臺由他們親手設計的全新計算機第一次運行起來。對外行人來說，它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做任何有趣的事。按照 Andrew 的說法，那畫面大概和看油漆變幹一樣無聊。但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於：此前，從來沒有一桶這樣的「油漆」真正幹過。他們一起站在那裡看了 30 分鐘，然後又回去繼續工作。

和誰一起建設，至關重要

有些人會根據自己知道能解決什麼，來選擇問題。Andrew 選擇問題的標準，是他相信什麼問題值得解決。漸進式迭代無法讓他興奮，他想要的是 1000 倍的躍遷。從第一天起，他就想把 Cerebras 打造成一家代際級、獨一無二的公司。

這種驅動力，一部分來自他的性格。Andrew 把它描述為一種計算機架構師的「病症」——幾十年來一直被某個想法困住。但在我看來，這更廣義地說是一種創始人的「病症」。他看著一個問題，會先問自己：我能不能做出某個東西，讓它發生階躍式改善？接著他會問：如果我成功了，會有人在乎嗎？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就會把接下來十年的人生投入其中。

這種驅動力的另一部分，來自他的成長環境。Andrew 從小生活在天才環繞的環境裡，就像大多數孩子從小看電視一樣自然。他的父親是一位開創性的進化生物學教授，每週日都會和六個人輪流打雙打網球。這六個人裡，有三位後來獲得諾貝爾獎，還有一位獲得菲爾茲獎。

按照 Andrew 的講述，這些巨人會耐心地用一個孩子能理解的語言，向他解釋他們在物理、數學和分子生物學上的工作。他由此形成了一種深刻印象：真正的聰明是什麼樣子；同時也明白，正如他母親所說，聰明並不意味著必須做一個混蛋。

我後來逐漸意識到，這是 Andrew 最核心的特質之一，與他那種反叛式野心、以及對真正值得解決的問題近乎趨光般的本能一樣重要。他深信，自己遇到過的那些最卓越的人，往往也格外善良。

這種信念塑造了他的團隊如何聚合在一起，完成那些極其困難的事情。Cerebras 最早招聘的 30 個人，都曾經和他共事過；其中一些人從 1996 年起就一直跟著他。如今 Cerebras 大約有 700 名員工，其中約 100 人曾跟隨他穿越多家公司。

2022 年 8 月，Cerebras 創始團隊在計算機歷史博物館。從左到右分別是：Sean Lie、Gary Lauterbach、Michael James、JP Fricker 和 Andrew Feldman。

重要的是，善良和競爭心並不矛盾。Andrew 極其渴望勝利。他喜歡說，自己是一個職業版的大衛，正在對抗歌利亞。歌利亞行動遲緩，並且總在防備正面進攻，這就為其他所有打法留下了空間。大衛的優勢，在於出現在歌利亞無法出現的方式和地點。

在 SeaMicro 時，Andrew 在日本最大的渠道合作伙伴是 NetOne。NetOne 的主要供應商是 Cisco，而 Cisco 會用私人飛機和遊艇招待合作伙伴，那些資產的價值比帕洛阿爾託大多數房子還高。Andrew 的預算要樸素得多，於是他邀請 NetOne 的 CEO 到自家後院吃燒烤。後來，那位 CEO 告訴他，自己和 Cisco 做了幾十年生意，卻從來沒有被邀請去任何人的家裡。這個看似微小、但非常有人情味的舉動——一個歌利亞根本不會想到去做的舉動——鞏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從第一份 term sheet 到 IPO

今天早上，Andrew 在納斯達克敲響了開市鍾。我站在他身邊。距離一切在我們 250 Middlefield 辦公室開始，已經過去十年，也相隔 2600 英里。

今天，仍有一些罕見的創始人，正在做 Andrew 當年做的事情：凌晨三點還在白板上畫圖，與尚未被解決的技術難題搏鬥。他們同樣懷著強烈的不服輸，也有一顆充滿反叛精神的心。他們正在試圖找到一個真正願意並肩作戰的夥伴：當第一個原型無法通電時，願意和他們一起鑽進去解決問題；並且會一直留下來，直到它終於跑起來。

這正是我想支持的創始人：他們選擇值得解決的問題，想象出比現狀好 1000 倍的解決方案，並在路上不可避免的挑戰中持續打磨、堅持到底。

對於 Andrew、Gary、Sean、Michael 和 JP 這樣的創始人，我願意在一個週六下午翻過後院圍欄，把 term sheet 親手送到他們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