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擱淺的地方

撰文：MasterPa

加拿大外交官諾曼·赫伯特 1957 年 4 月 4 號在開羅自殺，日本輿論一片譁然。幾乎所有日本的文化人都在討論這件事。諾曼之死的直接原因，是美國治安小委員會對其多年的審查。小委員會認為諾曼是一名共產黨員——這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無疑是一種社會性死亡。

加拿大、日本、美國。這三國家因為一個人聯繫到了一起。

諾曼雖是加拿大人，卻在日本出生並長大。他的父母是來到日本的傳教士。19 歲諾曼回到加拿大去多倫多大學讀書，然後去了劍橋。畢業後因父母還在日本長野，並且他非常希望進行日本史研究，所以向加拿大外交部申請去日本工作。

回到日本後，諾曼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日本的士兵與農民：徵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裡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話，也是諾曼當時對日本時局的映射：

「要把他人變成奴隸，『自由人』是做不到的。相反，最殘忍、最無恥的奴隸，會成為他人自由的最無情、最暴力的剝奪者。」

日美開戰後，諾曼作為敵國成員被遣送回國。在莫桑比克停留日美政府交換回國人員的時候，他碰到了以前在哈佛大學做研究時認識的日本人都留重人。都留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左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回日本的時候不敢帶著他的那些資料和書信。於是都留拜託諾曼幫忙把這些東西都收好，書就給諾曼了。

戰後，諾曼成為了佔領軍的一員回到了日本。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作為和都留一樣左翼自由主義的歷史學家，他希望能為日本戰後重建作出貢獻。他工作極為出色，深受麥克阿瑟的器重。

可也是這時，美國興起了麥卡錫主義風潮。麥卡錫主義如獵巫一般的尋找共產主義者。諾曼的政治立場自然受到了波及。不論在日本還是美國，他都有非常多的共產主義者朋友。所以 1942 年左右，FBI 便開始監控諾曼。恰巧他拜託都留的書和信，都留只帶走了書。信就被美國政府拿走了。這些信也不乏和共產主義者的對話。

1950 年代開始，負責調查共產主義者的美國治安小委員會就開始對諾曼進行指控。1957 年，小委員會再次舉行聽證會，並且暗示諾曼等人試圖陰謀推翻美國政府。正好當年都留重人應哈佛大學之邀去美國講學，小委員會就要求都留參加聽證會。

在軍國主義日本呆了好些年的都留重人，根本沒意識到美國已經不是他當年認識還在羅斯福新政餘暉下的美國。對將到來的衝擊毫無準備。他甚至以為自己作為哈佛大學的客人，不應該給大學添麻煩，就去參加聽證會吧；小委員會也應該會看在客人的面子上，走個過場。

可等待他的是整整兩天的聽證會。也是這時，他才發現美國早已拿到了當年的書信。小委員會試圖誘導都留指控其中的人是共產黨員，當然也包括諾曼。都留努力在不指控任何人的同時，並且保護諾曼。最後只承認了幾個已經被小委員會知道的人是共產黨員，而且除了「是的」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多說。

都留證言全文

8 天后，諾曼在埃及自殺。日本輿論界對整件事情進行了長篇報道，並且把諾曼之死的原因指向了都留重人的證詞。都留因此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都留和諾曼的朋友，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鶴見認為，日本輿論界把矛頭對準同為受害者的都留重人，是非常不對的。美國治安小委員會本身就沒有權利去質詢都留重人。鶴見俊輔寫到：

「美國有時候是法西斯主義，有時是民主的。這就是為什麼要把戰爭的受害者推到前臺的原因：讓受害者看起來像肇事者。」

而日本的媒體，恰恰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成為了小委員會的幫兇。

不過鶴見俊輔同樣沒有對朋友都留重人客氣，他也指出了問題：都留的確在努力保護諾曼，卻在最後提供了三位共產主義者的名字。這三個人都是美國馬克思主義綱領文件的起草者。鶴見認為在都留已經筋疲力盡的情況下，提供這三位已經被小委員會掌握名字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肯定不會比都留做得更好。

但鶴見俊輔沒有止步於此，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都留是自由主義者，他努力保護和自己一樣立場的諾曼。卻沒有同樣努力去保護和自己立場不同的共產主義者。

鶴見俊輔說這件事情展示出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困境：

世界上沒有國家能說自己代表自由主義。所以現代的自由主義者需要研究自己要和什麼樣的體制合作。自由主義者可以和資本主義合作，也可以和共產主義合作。但是在不同的社會里，壓力是不同的。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主義者的壓力小，共產主義者的壓力大。如果自由主義者不願意承擔和共產主義者合作帶來的壓力，那他/她就拋棄了自由主義的原理。所以，這是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

七年之後，這篇文章被選為戰後日本的代表性論文之一。

六十五年後，我開始研究這段歷史。對於研究日本戰後思想史，諾曼之死是無法迴避的課題。所以我必須找出當年鶴見俊輔的原文來讀一讀。

我發現自己擱淺了。在互聯網上。

鶴見的這篇論文，中文搜不到。可以理解。我不會日語，就繼續用英文搜。也沒有。

那用日文吧，大不了軟件翻譯唄。日文倒是好找，一下子就在日本的論文庫裡找到了，可是沒有電子版。我接下來一週時間，在工作之餘就在搜這篇文章。一無所獲。只好求助場外人員，拜託可達在賓大的圖書館裡幫我找找。可達說賓大圖書館的亞洲資料絕對夠全，但可惜這篇也是真沒有。

這是今年年初的事情了。四月底有一天晚上我睡前，突然想必須找到這篇文章。過了幾天終於在一本書裡發現有這篇文章。可書只能從日本網站買二手。這倒也不是大問題，代購還不簡單嗎？代購爽快的接了單，然後和我說：親，中日之間的個人快遞暫時停了，什麼時候恢復還不確定哦。

退錢吧。

我突然發現，淘寶竟然還有日本論文代下載服務！於是找了一家，店主和我說查到了有，下班了幫我去圖書館下載。他還和我說，早半個小時下單當天就能好。沒事，不差一晚上。美滋滋，我就等著第二天讀了。

悲報，店家去了圖書館發現這篇根本不提供。

這種困難有可能難住我，有可能難不住，這次沒有。《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不是一篇孤立的論文，而是和其他一些論文同時發表在了《中央公論》的都留證言特集裡。《中央公論》是日本出版至今的老牌重要雜誌，理論上需要有每一期的存檔。果不其然，當年的那期《中央公論》可以在圖書館裡找到——只不過還是沒有電子版。

並且 1957 年 6 月號的《中央公論》只能通過申請的方式，由圖書館複印後寄給店家。信還是掛號信。店家必須等收到信之後掃描給我，屬於各種資料裡最複雜的一種。於是從五月十三號到六月五號，我等了二十多天才收到論文的掃描版。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半年過去了，我終於看到了這篇文章。這在互聯網的時代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日本並不以互聯網發達出名，這種重要論文如此費功夫才能讀到也似乎令人詫異。

不論是市值萬億美元的搜索引擎，還是各種越來越強大的人工智能，在這篇論文前都手足無措。這是我們共同擱淺的地方。

可這並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如果你是做文史工作的，這可能是一種常態。舉個例子，我國互聯網產業足夠發達了，可如果今天讓你去試試找當地最有名博物館的展陳目錄估計也同樣擱淺。就像是我在北京，想要知道某件國寶此刻是不是在故宮展出，大概率都只能去了才知道。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說文史這麼細的專業了。就算我今天想出去旅遊，離開城市之外很多鄉鎮景點在網上的資料都不多，可能唯一的照片還是十年前拍的。在疫情年代，知道目的地的防疫政策似乎都不是在網上能直接得到解答的事情。

作為互聯網和科技的從業者，我們這兩年經常會談論 Web3、區塊鏈、NFT 什麼的。Web3 這個概念就很有意思，它包含了一種暗示：Web、Web 2.0、Web3，這是一條向前的路。上一個時代已經發展完成了，它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下一代技術開創新時代。Web3 時代不需要研究 Web 的東西，那都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玩剩下的。一個技術完成之後，需要的就是下一個技術。

那把一篇論文、把博物館的展陳目錄放在網上算 Web 幾呢？

今天的語境下，我們強調技術創新大過技術的擴散。可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原本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事情。對於「新」的追求成為了我們的信仰，至於技術擴散那最多算下沉市場。五環內玩膩了，再考慮吧。

我有一個朋友，他去非洲建大壩了。走之前他和我說：

「漢洋，你做的東西當然是高科技。我造的大壩在今天對中國人來說算不上啥高新技術。只要我們想，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好的大壩。可對於非洲人來說，大壩就是比互聯網好一萬倍的高新技術。因為沒有大壩就沒有電，沒有電就什麼都沒有。

電力，以及電力所託起的工業，將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孩子，將會知道這個世界表現的形態，知道這個社會運轉的原理，知道孟德爾，知道法拉第，知道該如何成為自己生活的主宰。他們將不再渾渾噩噩地生下許多後代，再看著
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在長大成人之前就渾渾噩噩地天折，不知原因，也不去追究原因。他們將迎來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完全不同的自己。」

在現在這個年代，科技很大程度上被窄化成了信息技術。而信息技術裡，但凡不是風口的技術都羞於拿出來成為什麼好的 idea。可夢想永遠是幻想，這個世界不存在一個新技術被髮明第二天就能風靡全球的情形。有的，只會是時間。

時間是技術更新的敵人，可我們也只能依靠時間和自己的努力來讓新技術變成老技術，再讓老技術被所有人都用上。不管是大壩，還是一篇無法被搜索到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