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億變 300 億：加密瘋子 SBF 如何投中了 AI 時代最值錢的公司？

作者：深潮 TechFlow

Anthropic 如今是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 AI 公司，或許沒有之一。

它的 Claude 大模型部署在五角大樓、美國情報機構和國家實驗室，被美軍用於對伊朗軍事打擊的情報分析和目標篩選。

它的年化收入在不到三年內從零飆升至 140 億美元，2026 年 2 月，Anthropic 完成 300 億美元的 G 輪融資，投後估值突破 3800 億。亞馬遜、谷歌、英偉達、微軟，科技巨頭排著隊往裡塞錢。

過去幾周，它正在與五角大樓就 AI 武器化問題進行一場全世界都在關注的博弈。

而這家公司的早期融資史裡，有一個名字至今讓人津津樂道：Sam Bankman-Fried。

2022 年 4 月，ChatGPT 還不存在，AI 賽道遠沒有今天的熱度。SBF 通過他控制的對沖基金 Alameda Research，向 Anthropic 的 B 輪砸了 5 億美元，一口氣吃下了整輪融資的 86%，拿走約 8%的股權。七個月後，FTX 帝國崩塌，SBF 淪為加密貨幣史上最大詐騙案的主角，被判入獄 25 年，那 5 億美元是 FTX 客戶的存款。

但如果 SBF 沒有被抓，如果那些錢來路合法，按今天 3800 億的估值，8%的股權理論上價值超過 300 億美元。5 億變 300 億，回報率超過 60 倍，放在整個風險投資史上，這個絕對利潤都足以排進前列。

一個正在聯邦監獄服刑的加密詐騙犯，差一點就完成了 AI 投資史上最瘋狂的一筆下注。

SBF 憑什麼在 2022 年就找到了 Anthropic？他為什麼敢一把砸 5 億？Anthropic 又為什麼收了這筆錢？

答案藏在一個叫“有效利他主義”的圈子裡。

一間合租屋，一場運動，一張支票

2010 年代中期的舊金山，有一群人住在同一類合租屋裡，參加同一類聚會，讀同一類論文，信奉同一套哲學。

這套哲學叫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EA）。核心命題很簡單：慈善不應該憑感覺，應該憑計算。每一美元都應該流向數學上能“最大化善果”的方向，而在 EA 的一個重要分支看來，人類面臨的頭號存在性風險不是核戰爭，不是瘟疫，而是失控的人工智能。

Dario Amodei 就泡在這個圈子裡。

他是 Giving What We Can Pledge 的第 43 位簽署者，承諾捐出至少 10%的收入，他早在 2007 或 2008 年就成了 GiveWell 的粉絲。

他和兩個人住在同一棟合租屋裡：一個叫 Holden Karnofsky，GiveWell 和 Open Philanthropy 的聯合創始人，EA 運動最具影響力的資金分配者之一；另一個叫 Paul Christiano，AI 對齊領域的核心研究者。當時 Dario 和 Paul 同時擔任 Open Philanthropy 的技術顧問。

後來 Karnofsky 娶了 Dario 的姐姐 Daniela。訂婚後，這對夫婦一度和 Dario 住在一起。2025 年 1 月，Karnofsky 悄悄以“技術員工”的身份加入了 Anthropic，負責安全策略。Fortune 的記者發現這件事時，Anthropic 甚至沒有對外宣佈過這項任命。

這是一個親密的社會網絡。

Anthropic 的早期員工 Amanda Askell 是 EA 運動發起人之一 William MacAskill 的前妻。她是 GWWC 的第 67 位簽署者，博士論文寫的是 EA 哲學中的核心議題，如何在倫理學中處理無窮大。

Anthropic 最重要的治理機構“長期利益信託”（Long-Term Benefit Trust），理論上擁有對公司的重大控制權，其四位成員中三位直接來自 EA 系統：GiveWell 前常務董事 Neil Buddy Shah、有效利他主義中心 CEO Zach Robinson、GiveWell 長期受資助方 Evidence Action 的 CEO Kanika Bahl。

EA 運動歷史上最大的三個金主全部是 Anthropic 的早期投資者，Facebook 聯合創始人 Dustin Moskovitz、Skype 聯合創始人 Jaan Tallinn、還有 Sam Bankman-Fried。

這就是 SBF 能找到 Anthropic 的真實路徑，不是什麼天才投資眼光，不是對 AI 賽道的超前判斷，就是一個圈子內部的資金循環：EA 的錢流向 EA 的項目，解決 EA 定義的問題。

SBF 信奉的是 EA 中更激進的一支，“賺錢捐錢”（earning to give）。他從華爾街量化機構 Jane Street 辭職投身加密貨幣，公開宣稱其目的不是個人財富，而是“利他主義”，先賺到儘可能多的錢，再把錢投向能產生最大正面影響的方向。而 Anthropic 的使命，“安全地開發強大的 AI”幾乎就是 EA 關於 AI 存在性風險的標準藥方。

2021 年 5 月，Jaan Tallinn 領投了 Anthropic 的 A 輪，1.24 億美元，Moskovitz 跟投。2022 年 4 月，SBF 接棒領投 B 輪，一口氣寫了 5 億美元的支票，在 5.8 億總融資額中佔了 86%。同輪跟投的還有 Caroline Ellison、Nishad Singh、以及 Jane Street 的 James McClave。

這個跟投名單本身就很說明問題。Caroline Ellison 是 Alameda 的 CEO，Nishad Singh 是 FTX 的工程總監，Jane Street 是 SBF 的前東家。

這 5.8 億的 B 輪，實際上幾乎完全來自 SBF 及其周圍控制的資金池。

紅旗與妥協

Dario Amodei 不蠢。

他後來在一次深度採訪中回憶這件事時說，SBF 當時看起來是一個“對 AI 看多、又關心安全的人”，和 Anthropic 的方向很契合，但緊接著 Dario 說了一句關鍵的話：他察覺到了“足夠多的紅旗”。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拿錢，但在治理結構上做隔離。SBF 得到的是無投票權股份，被排除在董事會之外。Dario 後來評價 SBF 的行為“比我想象的極端和惡劣得多得多得多”，三個“much more”疊在一起。

這個決定日後被證明極其聰明。但也留下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危險信號已經多到需要在治理結構上做隔離，為什麼還是拿了？

你可以說 2022 年初的 AI 融資環境遠不如今天火熱，Anthropic 需要大筆資金建設算力，一個願意一次性拿出 5 億美元的投資者，不管他有多少“紅旗”，都不好找。

但還有一層更微妙的原因：在 EA 圈子的運轉邏輯裡，資金來源的“清潔度”從來不是優先考量。重要的是資金的“有效性”，它能不能幫你做更多的事。SBF 的整個財富敘事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賺錢是手段，行善是目的，所以賺錢的方式可以不那麼講究，只要最終產出的“善”足夠大。

這套邏輯在 SBF 手裡走到了犯罪的極端，但在他投資 Anthropic 的那個時刻，它看起來還只是一個激進但不違法的哲學選擇。

崩塌之後：一場黑色喜劇

後面的故事，加密圈的人都知道了。

2022 年 11 月，CoinDesk 曝光 Alameda 的資產負債表，趙長鵬宣佈拋售 FTT，擠兌潮席捲 FTX，九天之內帝國崩塌。SBF 被捕、引渡、審判，2024 年 3 月被判 25 年。Anthropic 的那 8%股權，連同所有資產一起，被凍結在破產清算程序中。

審判中有一個被法庭排除的插曲值得一提。

SBF 的辯護律師試圖把 Anthropic 投資作為“遠見”的證據，“看，他不只是揮霍，他做出了一個估值翻了好幾倍的投資決策”。

檢察官 Damian Williams 的回應很硬：這些投資是否盈利，與詐騙罪名完全無關。你偷了別人的錢去投資，賺了也還是偷。法官採納了檢方意見，Anthropic 的名字被排除在庭審之外。

檢方還補了一刀：FTX 自己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嗎？2021 年估值 180 億，2022 年估值 320 億，今天一文不值。

然後是清算拍賣。

2024 年 3 月，8.84 億美元估值的第一輪。

最大買家阿布扎比主權基金 Mubadala 投入 5 億美元，恰好等於 SBF 當年投入的數字。第二大買家是 Jane Street，SBF 和 Caroline Ellison 的老東家，Jane Street 的量化研究主管 Craig Falls 甚至個人掏了 2000 萬參與。SBF 在 MIT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在 Jane Street 做交易員，現在這家老東家花錢買回了前員工用贓款買下的股份。

兩輪共回收 13.4 億。這筆錢流入 FTX 的債權人賠付池，成為受害用戶拿回存款的重要資金來源。

如果清算團隊沒有賣呢？

2026 年 2 月，Anthropic 完成了 G 輪 300 億美元融資，投後估值達到 3800 億美元。如果不算稀釋的話，那 8% 理論上從 13.4 億變成了 300 億。清算團隊當然沒有這樣選擇，他們的職責是儘快變現償還債權人，但這個數字差距，13.4 億 vs 潛在的超過 300 億，是理解這個故事為什麼至今仍在被討論的關鍵。

它是整個 FTX 破產案中，最大的一筆遺憾。

EA 的集體遺忘

Anthropic 今天的體量和影響力已經不需要贅述，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家公司正在系統性地與 EA 運動保持距離。

它的七位聯合創始人都承諾捐出 80%的個人財富，按當前估值計算，僅這七位創始人的捐贈承諾就價值約 380 億美元。近 30 名 Anthropic 員工報名參加了舊金山的 EA 會議，是 OpenAI、Google DeepMind、xAI 和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加在一起的兩倍多。

但 Daniela Amodei 在 Wired 的採訪中說：“我不是有效利他主義方面的專家。我不認同那個術語。我的印象是，那是一個有點過時的說法。”說這話的人，丈夫是 EA 運動最具影響力的資金分配者之一，剛剛加入了她的公司。

這種“拿 EA 的錢、用 EA 的人、住 EA 的合租屋、但不承認是 EA”的姿態，在 SBF 案之後變得可以理解。FTX 的崩塌讓 EA 運動的聲譽跌入谷底。Anthropic 需要與這個標籤保持距離，正如任何聰明的公司都會在品牌出現負面關聯時做出切割。

但事實就在那裡：Anthropic 的創立邏輯來自 EA 圈子關於 AI 存在性風險的核心論述；它的早期融資幾乎完全來自 EA 網絡中的資金；它的治理結構由 EA 系統中的人員把持。

監獄裡的平行宇宙

Sam Bankman-Fried 現在在聯邦監獄。最早 2049 年出獄。到那時他 57 歲。

在他坐牢的這段時間裡，那家他用贓款投資的 AI 公司估值已經突破了 3800 億美元，正在與五角大樓就 AI 武器化問題進行一場舉世矚目的博弈，它的創始人成了《紐約時報》和國會山的常客。如果一切合法，那筆 5 億美元賭注足以讓 SBF 成為這個時代回報收益最高的風險投資人之一。

SBF 的“賺錢捐錢”和 Anthropic 的“安全發展 AI”，共享同一個底層操作系統，為了足夠大的善果，可以承受不尋常的手段和風險。

SBF 把這個邏輯推過了犯罪的邊界，Anthropic 在這條線的安全一側運營，但它的核心命題——“我們必須自己建造最強大的 AI，才能確保 AI 的安全”本身就是一種宏大到近乎自證的賭注。

它們生長在同一片土壤裡。

在那片土壤裡，Dario 和 SBF 曾經參加同樣的聚會，信奉同樣的哲學，住在同一個社交網絡的不同節點上。一個走向了 3800 億美元估值的 AI 帝國，另一個走進了聯邦監獄。

而連接他們的那張 5 億美元支票，至今仍是 Anthropic 歷史上最詭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