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安權力流變：一個 3 億用戶帝國的困局

撰文：Lesley，ChainCatcher

開篇：一個座標的誕生

2026 年 1 月 5 日下午 4 點（北京時間），一個看似平常的時間節點，卻標誌著加密貨幣史上最戲劇性的權力轉型進入新階段。

這一天，幣安全球服務正式由三家阿布扎比全球市場（ADGM）許可實體接管：Nest Exchange Services Limited 負責交易平臺運營，Nest Clearing and Custody Limited 負責清算與託管，Nest Trading Limited 提供場外交易服務。這個曾經聲稱「沒有總部」的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第一次擁有了明確的法律住所。

距離何一被任命為聯席 CEO，剛好過去一個月。

在這一個月裡，幣安經歷了：一名員工因利用內幕信息在社交媒體發佈內容謀取私利被停職並移送司法程序；官方懸賞 10 萬美元舉報獎勵按規則平均發放給 5 名舉報人；何一在多次公開場合坦承幣安「上幣上得爛，沒有財富效應」「產品做得不夠好」「錢包產品的差距很明顯」「船大難掉頭」「組織變大僵化」「人才迭代問題」……

從一個人說了算的草莽時代，到今天三個實體、兩位聯席 CEO、七人董事會的現代企業架構，幣安用了八年時間。

但架構的搭建只是開始。真正的問題是：當個人意志無法再覆蓋全局，當制度尚未自洽運轉，這家擁有 3 億註冊用戶的全球巨獸，正在經歷什麼？

集權時代的黃金與陰影

2017 年的夏天，上海的一間辦公室裡，趙長鵬（CZ）和何一開始搭建幣安。那時沒有人能想到，這個草臺班子會在 180 天內成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早期幣安的成功，建立在一種極端的效率之上——CZ 的意志就是公司的方向，下面的人負責執行。沒有董事會，沒有冗長的審批流程，甚至沒有固定的總部。公司像遊牧民族一樣，在監管夾縫中快速移動：從中國到日本，再到馬耳他，始終保持著策略性的流動。

這種模式創造了奇蹟。2021 年底，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大漲，CZ 憑藉 941 億美元身家榮登華人首富，一度躋身世界十大富豪。幣安日均處理價值 650 億美元的交易，佔據了最高達 70% 的市場份額。

但奇蹟的另一面，是系統性風險的積累。

在 CZ 掌權的舊時代，為了追求極致的用戶增長，管理層曾多次無視合規部門關於「高風險」的警告，甚至要求「取消 KYC」以確保用戶能在註冊十分鐘內開始交易。市場部和增長團隊肆意狂奔，合規部門的地位並不高，往往被視為阻礙而非保護。

路透社的調查揭示了這種文化的代價：幣安承認將增長和利潤置於遵守美國法律之上。法庭文件顯示，何一曾參與謀劃逃避監管的策略。公司內部的決策邏輯簡單粗暴——只要能帶來用戶和交易量，其他都可以商量。

這種模式在短期內創造了驚人的增長，卻為日後埋下了巨大隱患。

在幣安的權力圖譜中，「上幣權」是一塊最具誘惑力的肥肉，它關乎著即刻可變現的財富。作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幣安擁有的用戶體量和流動性，以及對項目的信用背書，都會帶來極大的財富效應，「上幣即起飛」是幣安在草莽時代甩開競爭對手的核心武器。

正因如此，上幣權在舊有格局中高度集中且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它的流程和體系體現了交易所或者創始團隊當下的目標和價值觀。

在野蠻擴張和摸索階段，早期的幣安天使體系扮演了微妙角色。名義上這是一個社區推廣渠道，但由於彙報鏈路極短、可直達核心決策層，實際上它成為了某些項目進入視野的「快速通道」。有些人善用了這條通道，這也是為什麼早期外界有時難以看清上幣節奏背後的統一邏輯——因為邏輯本身就是多元甚至相互競爭的。

當然幣安早期也建立了自己的上幣體系，這也是目前幣安上幣體系的基石。根據公開信息，BitWell 聯合創始人 Jeff Young 曾參與過幣上幣相關業務，而 Buidlpad 創始人 Erick Zhang 則更深層次地參與過幣安上幣標準與流程的搭建工作。

這批「體系建設者」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不僅理解規則，更定義過規則。當他們離開幣安、轉身成為項目孵化者或投資人時，這種認知並未歸零——相反，它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

從公開結果來看，BitWell 創始人在離開幣安後，據知情人士透露其關聯或推薦的項目中有數個成功登陸幣安現貨；Buidlpad 孵化的項目同樣有四個完成了幣安上線，號稱實現 100% 「幣安入選率」。這種高於行業平均的「命中率」，很難完全用項目質量來解釋。更合理的理解是：當你親手寫過評分標準，自然知道如何讓答卷拿到高分。

另外 YZi Labs（前身 Binance Labs）也是其中代表，儘管幣安一再強調部門間有「防火牆」，但從歷史數據和市場共識來看，獲得 YZi Labs 的投資是上幣的最強「通行證」之一。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期上幣框架經 Erica Zhang、Jeff Yang 等人參與推動制定。早期 YZi Labs 團隊在上幣當中也有話語權，但後期出現過較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多名核心成員在 2022 年 6 月同一時期離開，包括負責人 Bill Qian。

幣安官方從未公開解釋這次集中離職的原因，但時間線上的巧合——Loss 團隊（現 Yield 安全團隊）的整體替換，以及隨後上幣流程的收緊——暗示這並非簡單的戰略調整。

圈內流傳的說法涉及內部治理問題，但由於缺乏官方確認，這裡不做定性。可以確認的事實是：這次人事震盪之後，幣安明顯加強了對上幣決策鏈條的內控。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權力最集中的時期，上幣決策也並非某一個人說了算。據瞭解內部流程的人士透露，重大上幣決策需要多個關鍵崗位的簽字確認，這意味著即使是最高管理層，也需要在已成型的審批體系中尋求各方平衡。

經歷過上述陣痛後，幣安對上幣權力架構進行了系統性重構。歷史上曾有集中式的 Global Head of Product（如 Mayur Kamat），但自 2023 年 Kamat 離職後，該角色被拆分與重組。目前的模式是：現貨上幣的決策權被拆分至產品負責人與交易運營負責人等多條平行線，不再集中於單一部門或個人。這種設計的代價是決策效率的下降，但收益是顯而易見的——通過增加「否決節點」，任何試圖通過單一關係或單一通道影響結果的嘗試，都將面臨更高的協調成本。

幣安上幣體系的演變，本質上是一部從人治紅利到制度防禦的轉型史。但制度轉型從不意味著問題的終結。

2025 年 2 月，已卸任 CEO 的 CZ 公開表示幣安的上幣流程「有些問題」（a bit broken）；同年，一起涉及某 MEME 幣的上幣信息洩露事件被曝光，再次暴露出內部信息管控的脆弱性。這些事件表明，即便經歷了多輪權力架構調整，舊有灰色地帶的慣性依然頑固，漏洞與腐敗的土壤並未完全清除。

2025 年 12 月 17 日，幣安發佈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公告，正式公開覆蓋 Alpha、期貨、現貨的完整上幣框架，明令禁止任何第三方中介參與，並公佈了一份黑名單，點名 BitABC、Central Research、Andrew Lee 等個人與機構，同時設立高達 500 萬美元的舉報獎勵。

這份公告既是制度化的里程碑，也是問題長期存在的註腳。當幣安需要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強調「只能通過官方渠道申請」，需要以重金懸賞來打擊掮客時，恰恰說明此前的「分佈式制衡」並未完全堵住人治的縫隙。值得注意的是，幣安並未在對外公告中指定「全球現貨業務的單一負責人」。公司將現貨產品線的決策權分散在若干產品負責人與交易運營負責人手中。

43 億美元的轉折點

2023 年 11 月 21 日，美國西雅圖聯邦法院。

47 歲的 CZ 承認自己未能維持有效的反洗錢計劃，並辭去 CEO 職務。同時，幣安同意向美國當局支付 43 億美元以解決刑事指控——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涉及高管刑事指控的最大企業和解協議。

根據認罪協議的條款，CZ 被禁止參與幣安的日常運營管理，三年內不得參與幣安的任何活動。但協議沒有禁止他保留所有權股份，也沒有禁止他「提供建議」。

這是一種微妙的權力退出方式：CZ 不再是 CEO，但他仍然是最大股東；他不再指揮運營，但他控制著投資；他不再出現在公司內部，但他的名字始終與幣安聯繫在一起。

當天，長期擔任幣安高管的 Richard Teng 被宣佈為新任 CEO。一個面臨監管重壓的交易所，需要一個能與全球監管機構對話的人站在臺前。而他是幣安內部為數不多具備「體制內」背景的高管。

在加入幣安之前，Richard Teng 曾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交易所 (SGX) 擔任要職。2015 年，他參與創建了 FSRA（金融服務監管局）並助 ADGM 成為世界上首批引入加密貨幣監管框架的司法管轄區之一。這個複合背景也讓他可以在傳統金融和加密貨幣兩個領域裡遊走。

43 億美元的罰款改變的不僅僅是 CZ 的軌跡，也讓幣安這個大船開始轉變。

在與美國監管機構達成的和解協議中，CFTC（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明確要求幣安建立包括獨立董事會在內的公司治理結構。此外，美國司法部和財政部要求幣安接受外部合規監督——Forensic Risk Alliance 和 Sullivan & Cromwell 被任命為獨立監督者，將在未來三年裡持續審查幣安的運營。

於是，2024 年夏天，成立七年的幣安第一次開了董事會。七人董事會成員在阿布扎比全球市場的會議室裡，圍坐在一張長桌旁。坐在主位的是 Gabriel Abed，一位來自巴巴多斯的前外交官；坐在他對面的是 Richard Teng，一位在此之前喝了很多咖啡以保持清醒的新任 CEO。

七名董事中，有三位是獨立非執行董事——他們不在幣安領取薪水，理論上可以獨立於管理層做出判斷。Gabriel Abed 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這個選擇頗有深意：一位來自加勒比海小國的前外交官，既不親美國監管，也不親 CZ 陣營，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中間人」。

另外兩位獨立董事同樣經過仔細挑選：

Xin Wang 則是 Bayview Acquisition Corp.的 CEO，熟悉資本市場運作，她也是名執業律師。另外一位獨立董事則由 2024 年的 Arnaud Ventura 變成了現在的 Max Yang，根據幣安官網顯示他是一位具有豐富國際經驗的戰略家和企業領導者。

剩下的四位董事都是幣安內部人士：Richard Teng、Lilai Wang（創始成員）、Heina Chen（聯合創始人）與何一。值得注意的是，Jinkai He 是最初的董事會成員，而現在由何一替代。其中 Heina Chen 是幣安較為神秘但影響力極大的高管。她長期控制公司多個銀行賬戶並作為多個幣安實體的董事或簽字人，負責清算、結算與國庫相關事務。在 SEC、Forbes 等調查報道中，她被多次提及為幣安「掌管錢袋」的核心人物之一。

這個配置意味著什麼？從表面上看，獨立董事佔比不到一半，無法在關鍵投票中形成多數。但在外界看來，獨立董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投票，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約束——至少在形式上，幣安不再是一個人說了算。

分權的表象與實質

2025 年 12 月，迪拜區塊鏈週上，幣安宣佈何一將出任聯席 CEO。在幣安全球用戶突破 3 億之際，這個從 2017 年就與 CZ 並肩創業的女人，終於從「隱形的二號人物」變成了顯形的權力中心。

據消息人士透露，這一安排並非臨時起意，而是 2024 年阿布扎比方面向幣安投入 20 億美元之時的一項治理要求：由何一在隨後一至兩年內出任 CEO，推動權力與治理結構的過渡。

這一安排背後有多重考量，最主要的是業務互補：Teng 擅長合規和監管對接，但對加密貨幣行業本身並不算資深；而何一是聯合創始人，她對產品和市場有著直覺式的理解，這是 Teng 所不具備的。Teng 管合規、管監管；何一管產品、管市場、管用戶增長，兩條線平行推進。

但更深層的問題是：何一的迴歸，是否意味著 CZ 勢力的捲土重來？

法庭文件顯示，何一曾參與謀劃逃避監管的策略。媒體援引匿名消息稱：美國司法部在早期的和解談判中也希望讓何一離職，但最終沒有對何一追責，原因未明。媒體形容：美國當局推翻了加密貨幣之王，但女王仍然屹立不倒。

此外，2025 年 1 月 23 日，當 Binance Labs 更名為 YZi Labs 時，CZ 的名字出現在「聯合創始人」一欄。「YZi」這個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長——它取自何一名字中的「Yi」和 CZ 名字中的「Z」。這個投資部門管理著約 100 億美元的加密相關資產。

據知情人士透露，CZ 對投資的影響力巨大——他在 X 發一條對某個賽道或技術的非正式看法，都會直接左右 YZi Labs 投資經理們的判斷。

YZi Labs 投資的項目

權力真的分散了嗎？還是隻是換了一種呈現方式？

在 CZ 時代，合規團隊在幣安內部的地位並不高。公司的文化是「快速行動、打破常規」，合規往往被視為阻礙而非保護。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2023 年 1 月，Noah Perlman 加入幣安擔任首席合規官（CCO）。Perlman 的職業軌跡橫跨傳統金融與加密：他曾在摩根士丹利主管金融犯罪合規業務，之後在 Gemini 交易所擔任首席運營官和首席合規官。Perlman 主導了合規團隊的快速擴容，建立全球化的 AML（反洗錢）、制裁篩查、執法聯絡與上線審批流程。

根據幣安 2024 年度報告，內部合規團隊已發展至 650 名專家，如果算上外部承包商和相關人員，廣義的合規團隊人數甚至超過 1000 人。Bloomberg 在 2024 年 8 月的報道顯示，幣安在合規方面的年度支出已經超過 2 億美元。這意味著，合規部門正在成為幣安內部最大的成本中心之一。

更重要的是權力格局的變化。在幣安內部，如果合規不點頭，任何業務都將無法開展。Perlman 不再只是一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他成了公司戰略決策的關鍵參與者。

首席合規官 Noah Perlman 在接受 CNBC 等媒體採訪時明確表示，他的任務是尋找一種新的「平衡」，這不可避免地會給業務帶來「摩擦」和「不愉快的體驗」。

上幣數據是這種張力最直觀的刻度。根據幣安官方公告統計，2021 年幣安上線了 80 個新項目，2022 年降至 19 個。而自 2023 年 3 月 CFTC 提起訴訟到 11 月司法部開出 43 億美元罰單的 8 個月內，幣安僅上線 10 個項目——合規部門的否決權從未如此強大。但處罰塵埃落定後的三個月內，幣安又迅速上線了 10 個項目，幾乎追平了整個訴訟期間的總和。市場部門的衝動從未消失，只是被暫時壓制。

制度化進程中的陣痛

如果說權力架構的重建是幣安的「軟件升級」，那麼 2025 年 10 月 11 日的事件，暴露的則是「硬件」的致命缺陷。

當天，比特幣從約 115,000 美元暴跌至 86,000 美元附近，最大跌幅超過 25%。但真正讓這場暴跌演變為「史詩級屠殺」的，是幣安交易所在最關鍵時刻出現的系統宕機。

大量用戶反饋無法登錄、無法補充保證金、無法平倉減倉，甚至有用戶聲稱其在市場暴跌期間遭遇了賬戶凍結、止損訂單失效等問題。24 小時內，全市場強制清算金額高達約 190 億美元，超過 160 萬個賬戶爆倉，刷新了加密市場有記錄以來的單日清算紀錄。

社交媒體一致指責幣安「關鍵時刻拔網線」。

10 月 12 日，幣安發佈聲明承認「部分系統模塊在極端流量下出現短暫技術故障」，並表示已對因資產脫鉤問題而蒙受損失的用戶進行賠償，兩批賠償總額約為 2.83 億美元。

儘管幣安給出了官方解釋，但市場對幣安系統處理能力和技術的質疑並未平息。技術端由 CTO Rohit Wad 掌管——這位在 2022 年加入幣安的技術老將，此前在微軟、Facebook 和谷歌擔任技術領導職務超過 30 年。

但 10 月 11 日的事件證明，在真正的極端情況下，這套系統仍然存在脆弱性。

如果說技術崩潰是意外，那麼上幣環節暴露的問題，則是系統性的制度缺陷。

2025 年 2 月，一篇名為《致所有關心 Web3 未來的從業者、投資者與行業觀察者》的文章在 The Medium 上引發行業關注。作者列舉了涉嫌「走後門」「利益輸送」的項目，並詳細描述了與幣安接觸過程中需要面臨的問題。

已卸任 CEO 的 CZ 公開表示幣安的上幣流程「有些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內部管控的失效。

2025 年 12 月 7 日，有舉報稱幣安員工疑似利用職務便利，在鏈上代幣發行（13:29）與官方賬號發推（13:30）之間存在內容一致情況，被認定涉嫌謀取私利。幣安立即停職涉事員工並配合司法管轄區推進法律程序。官方懸賞 10 萬美金舉報獎勵已按規則平均發放給首批通過 audit@binance.com 遞交有效舉報的 5 名舉報人。

這不是孤例。在幣安的發展史上，上幣信息洩露事件多次被曝光，內部信息管控的脆弱性一再暴露。

問題的根源在於：當一家公司從「人治」向「法治」轉型時，制度可以很快建立，但文化的轉變需要時間。那些在草莽時代形成的行為模式——信息的非正式流動、個人關係對業務決策的影響、「搞定事情」優先於「遵守流程」——這些都不會因為一份公告或一次處罰就立即消失。

人才密度——真正的困境

2025 年 12 月，當何一在迪拜區塊鏈周正式出任聯席 CEO 時，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幣安目前最大的挑戰還是人才密度的問題。

「隨著科技的發展，不僅僅是加密貨幣領域，AI 領域也在迅速發展。傳統產業，無論是金融產業還是網路公司，他們的人才密度已經非常高了。實際上，我們正在與這些領域的頂尖人才競爭。」

何一強調說，「我一直相信一句話：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一件事，你是做不好它的。這樣的員工是很難幫助公司建立全球頂級的團隊和企業的。所以，我認為最大的痛點還是我們的人才庫。這也是我感到自己肩負的重要責任——為幣安尋找最優秀的人才。」

這不是何一第一次公開談論人才問題。這不禁讓人奇怪：作為全球第一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為何會有人才焦慮？薪水顯然不是問題——以幣安的體量和利潤，它有足夠的購買力開出行業頂薪。

真正的問題，或許藏在一個更隱蔽的地方。

據知情人士透露，CZ 曾親自接觸某個賽道的頭部項目，想以極具誘惑力的金額進行收購，但被創始團隊拒絕。此前，幣安有過多次收購，按理說被幣安併購算是不錯的一個結局，那為何被拒絕呢？

這背後的原因值得玩味。信譽危機，是幣安當下最難被忽視的風險之一——它正在轉化為一種瀰漫性的信任赤字。

過去被幣安收購或深度合作的項目，大多缺乏公開信息，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本身就形成了一種信號：對潛在合作方而言，真正的不確定性並非市場價格，而是規則的解釋權究竟掌握在誰手裡。坊間關於條款複雜性、支付節奏和對賭安排的討論，儘管無法逐一核實，卻長期沉澱為一種行業共識——在與平臺交涉時，你永遠在弱勢一方。

這種對「信譽」的擔憂，在頂級極客和成功創業者群體中產生了連鎖反應。對於這群人來說，變現固然重要，但團隊能否在整合後獲得尊重、制度是否能夠保障當初的承諾，是衡量一個平臺是否有吸引力的核心指標。

何一所提到的「相信一件事」的員工，在幣安內部不僅面臨跨國協作的壓力，更要面對一種高度實用主義甚至略顯冷峻的組織性格。當這種性格在併購與高管招聘中轉化為「協議信譽」的疑慮時，幣安的人才庫便會出現一種結構性的短缺：普通人才趨之若鶩，但真正擁有獨立價值、看重長遠信譽的頂級精英卻在觀望。

2025 年 2 月，何一在公開發文中坦承：目前幣安存在船大難掉頭、處理監管壓力消耗精力、組織變大僵化、人才迭代等問題。

從財富效應的「吸引力中心」，到如今面臨人才密度的「系統性瓶頸」，幣安的這段人才史，本質上是其品牌信譽從早期草莽擴張向現代職業治理轉型的陣痛。如果無法在制度上給頂級人才一份「善終」的確定性，僅靠懸賞與高薪，恐怕很難填平何一所焦慮的那個「人才庫」。

幣安此前推行的「區域自治」模式，被外界視為制度分權的嘗試，但關鍵決策仍高度依賴 CZ 個人。這種表面分散的結構曾帶來極高效率，卻無法在創始人退場後維持連續性。董事會與如今聯席 CEO 的引入，本質上是對消失的創始人意志的制度化代償。

但這種代償是不完整的。

個人統治可依賴少數核心親信，但制度化運作需要數千名專業人士的穩定協同。幣安出現了「權力仍集中、個人卻無法執行」的真空期——在個人意志無法覆蓋全局時，核心問題從制度設計轉向人才密度：幣安是否擁有足夠的人，去支撐這個強監管下的全球巨獸？

結語：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

從一個人說了算的草莽時代，到今天的聯席 CEO、七人董事會、1000 人合規團隊，幣安的權力架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架構只是容器，真正的挑戰是：用什麼來填充這個容器？

上幣腐敗說明制度有縫隙，技術崩潰說明系統有脆弱，內部洩密說明文化有慣性，人才焦慮說明吸引力有侷限。當個人意志退場，制度尚未自洽，組織文化仍在轉型，幣安面臨的不是某一個具體問題，而是一整套相互關聯的系統性挑戰。

何一在 2025 年 4 月的香港加密金融論壇上說：「幣安的本質是三件事：第一是做出好產品，第二是服務好用戶和員工，第三是做好與監管的溝通。」

這三件事聽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尤其是在一個 3 億用戶、全球分佈、強監管壓力、創始人退場的背景下。

或許幣安現在最大的挑戰不是監管，而是如何在合規框架內保持創新，如何在制度化進程中修補信譽，如何在人才競爭中找到「相信這件事」的人。

當幣安不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屠龍少年，甚至已經開始變成當年的龍，那麼它身上所稟賦的屠龍精神能否延續？內部求穩和集權陰影下是否容許更多業態和創新能力的萌芽？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過去，但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它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