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加密技術用在緬甸

撰文：7k

編輯：Fangting

一位緬甸女性帶著一系列身份證明來保證其安全合法的在泰國居留

圖片來源：Visual Rebellion, cited by Exile Hub

引言

我在清邁 pop-up city 期間認識了 Htway，一位來自緬甸的技術顧問。他常穿著 polo 衫，下襬別進牛仔褲，像是大學裡一個年輕的理工科學生，穿梭於不同的讀書會，工作坊，Demo Day 等活動當中，在討論或問答環節舉手接過話筒：「我來自緬甸。因為內戰，我的很多同胞正面臨嚴峻的處境。我想問這些技術是否能幫助......」房間內的氣氛往往變得嚴肅起來。

自從 2021 年的軍事政變以後，中文互聯網中關於緬甸的消息並不常見，電詐中心成為了唯一被集中報道的話題。雖然今年初演員王星在妙瓦底失蹤與獲救的消息又一次引發了互聯網用戶對緬甸的關注，但總的來說，人們能夠獲得的消息仍少之又少。這促使我去認識了 Htway。某次活動結束，Htway 正在與另一位緬甸人 Kha 交談。我才得知他們是多年的好友，在政變以後已經完全喪失了聯絡，卻在今天的活動中出乎意料地遇見了彼此。

Kha 是一名加密從業者。2024 年 11 月，以太坊的開發者大會 Devcon 在泰國曼谷舉辦，讓世界各地的加密技術從業者首次聚集在東南亞。其中許多人，包括以太坊的創始人 Vitalik，都在 Devcon 前一個月的時間裡以一種數字遊民的方式在清邁共同工作與生活——也就是 pop-up city 活動。Htway 正是被這些活動吸引進來，此前他從未接觸加密技術或虛擬貨幣。他曾在仰光的一家技術諮詢和項目孵化公司工作，直到 2021 年的軍事政變迫使他離開並定居清邁。而 Kha 則是專程來參加 Devcon 的，他仍然在緬甸境內工作。由於軍政府宣佈加密貨幣非法，出入境對他而言並不安全。但他仍儘量保持一年離開緬甸一次，和外部世界聯繫。他們和許多類似的緬甸人一起，希望能找到加密技術在國內日益嚴峻的生存環境中的實際應用。

在清邁時，我曾寫了一篇短文介紹這些緬甸人的情況和訴求。緊接著我認識了更多人，他們嘗試著用技術緩解緬甸境內因通貨膨脹和網絡監控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為無中介的國際援助和難民的身份證明探索可能，並且面對一系列現實的困難。所以我希望貢獻另一篇有關緬甸的故事，其主角不是犯罪、軍隊、戰爭（雖然一切都與它們有關），而是希望對自己家鄉現狀帶來改變的普通人。

一切始於軍事政變

2021 年 2 月 1 日凌晨三點，Bradley 被同伴的電話叫醒：「Look up in the sky！（望向天空！）」他疑惑地站在窗口，幾秒後才驚覺這是政變已經開始的暗語。緬甸國防軍當日宣佈推翻緬甸在獨立以來首個執政的民選政府——由昂山素季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民盟）。軍政府再次成立，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場政變已經導致緬甸過去十年間開放與發展的成果幾乎化為烏有，人道主義危機和經濟衰退不斷升級，國家陷入混亂，直至今日。

政變當天，Bradley 見到人們湧上街頭搶購大米，ATM 機因網絡線路的切斷而無法工作，電話也很快失訊。接下來幾天，抗議者遭到軍方和警察的武裝鎮壓。幾周內，針對平民的暴力手段在愈演愈烈，身著背心的記者成為直接的目標，私人的住所被突襲，截止至 3 月 22 日已有 2682 人確認被捕，261 確認被軍人殺害。示威者們開始使用自制的武裝，各地抵抗勢力開始鬥爭，內戰開始了。

Bradley 的工作是互聯網使用的培訓和教育（Internet literacy），他與議會以及政府部門合作，因此在 2 月前聽到了軍隊將謀劃政變的傳聞。「沒有人相信這會是真的，就算是軍隊裡的人都不信。」儘管如此，他與同事們還是約定了暗號，並討論了通訊被切斷的應對策略。在政變的頭幾天，他們在同一家公園碰面並分享信息：抗議在哪，是否有人被捕，是否有軍隊開槍。他們不知道，這種與軍政府封鎖政策的對抗將持續 4 年之久。

緬甸地區控制局勢（截止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

圖片來源：BBC

根據去年底的報道，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和一系列抵抗組織現在控制著該國 42％的土地。軍政府仍然控制著主要城市，剩餘區域大部分都受到爭議，各地仍處於僵持之中。對普通人而言，與親友通話等普通的聯絡也存在困難——對其未能控制的區域，軍隊實施所謂「四切（four-cut）」政策：對食物、資金、信息和人員招募進行攔截。網絡連接因為基礎設施的損壞以及蓄意的信號封鎖而變得十分不穩定。而即使在軍政府控制的區域，由於外資從能源和電信公司的撤出，電力供應的不足使長達半天的停電十分常見，人們必須每天根據供電時間調整工作。

在一位同事被捕以後，Bradley 逃離了緬甸。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他決定與同事們繼續追蹤國內的互聯網管控政策，他們成立了緬甸互聯網計劃（Myanmar Internet Project）。Bradley 告訴我，網絡封鎖不侷限於對信號的截斷，主流社交媒體在政變也以後也變得難以訪問。另外，無時無刻的監控則更加危險：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反對軍政府的言論會遭到人身追蹤並可能被拘捕；約半年前，網絡代理服務逐步被封鎖，這表明軍政府可能已經採用了更先進的監控技術。今年初，新通過的法律規定對安裝或提供該服務處以一至六個月的監禁或罰款，儘管早在 2021 年軍政府就宣佈使用網絡代理違法。

另一條被監控與截斷的是支付與轉賬渠道：軍政府通過修改法律與強制 KYC 使得移動支付帳戶（比如 KBZ pay 或者是 Wave 賬號）被納入監視，可疑的帳戶會在不被通知的情況下被凍結，並且軍方通常在 6 個月內會對帳戶註冊地址進行突襲。有記錄表示記者、異見人士或需要籌款的抵抗組織都可能遭遇這些危險。緬元的貶值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儘管官方匯率被強行仍維持在 1 美元兌 2100 緬元的水平，黑市裡的匯率則飆升至 1 美元兌 5000 緬元，而銀行早就限制了人們的取款額度。軍政府依賴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流向了軍隊，而非其他基本生活服務。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在逐步上漲。資金不斷離開緬甸，間接體現於緬甸人成為了中國人以外，泰國公寓房產的第二大外國買家。

移動支付錢包和銀行帳戶都需要和新的電子身份證（e-ID）以及強制註冊的 SIM 卡（電話號碼）相關聯，而根據《反恐怖主義法》和《網絡安全法》，當局可以調查和控制數字平臺的服務和電子信息，攔截、阻止和限制移動通訊並獲取位置信息——除了註冊 SIM 卡，這些政策工具都是在政變後被逐步推行、通過的。身份證明系統整個監控鏈條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一些人因為缺少或遺失政府曾頒佈的身份證明——一張材質簡陋，可以隨意彎折的紙質卡片——而無法獲得通訊和銀行服務，另一些人則因身份證明上的種族、職業、住址信息而遭遇危險。

Bradley 告訴我這些時，我們正坐在 Devcon 某個會外活動的過道上。身後會場中嘉賓們在談論基於加密技術的一套全新的社會形式：鏈上身份、鏈上財富、鏈上主權。世界似乎在向前走，而緬甸卻陷在內戰中不斷惡化，軍政府不斷加強對平民的管控方法——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終極的 FOMO（fear of missing out）。「我覺得我們（緬甸人與全球加密社區）精神上是契合的，但可能不是實際應用上，」 Bradley 笑了，「至少當我和這朋友討論這些時，我們的對話總是終止在：『我們那還在停電呢』。」

緬甸的互聯網歷史

在大量關於災難的敘事裡，人們可能會開始遺忘上一個十年裡的緬甸：自 2010 年底開始的民主改革進程中，網絡封鎖解除，電信產業自由化，緬甸從一個比朝鮮的手機持有率還低的國家一躍成為移動互聯網與智能手機使用率最高的發展中國家之一：SIM 卡的價格從 2000 美元降至 1.5 美元，智能手機約 20 美元就可以買到；挪威公司 Telenor 和總部設於卡塔爾的 Ooredoo 成為受許可的電信服務商，打破了國有企業 MPT（Myanmar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的壟斷；數以千計的手機信號塔從森林和偏遠的稻田中拔地而起；短短 6 年裡，幾乎每個人都接入了移動互聯網。由於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對網絡一無所知，普通人將 Gmail 等同於 Email，將 Facebook 等同於互聯網本身。

緬甸電信改革前後的手機使用率與幾乎追平印度、中國和美國

圖片來源：Bloomberg

當時，緬甸普遍被視作一片全新的，充滿機遇的互聯網試驗田。Htway 正是此時從國外回到緬甸，開始在仰光的一家 ICT 創業中心工作。在 16 年的一場公開演講中，他曾分享了對緬甸的互聯網未來的信心：「黑客意味著用創新性的方法解決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緬甸一直是屬於黑客的國度。」他說，「我們需要成為被技術賦權的公民。我們在這個國家裡依舊因階級、特權、財富、語言、信仰等事情而彼此分離......但我們又都是讓事物變得更有用的黑客。」許多開發者嘗試利用互聯網解決緬甸劇烈的變革中湧現的實際問題。

儘管網絡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機遇，民眾與政府始終處於圍繞網絡使用權的鬥爭當中。2019 年，民盟政府曾為打擊若開地區的少數民族武裝勢力而實施的大規模斷網，這被普遍報道為世界上持續最久的斷網政策，影響了約 140 萬人——在疫情期間，缺少網絡使得基本的醫療與求助信息難以傳遞。Bradley 與同事曾為此進行申訴抗議，當他們找上管理部門時，負責的官員卻告訴他：「他們有 2G。」更讓他失望的是，許多人並不支持他們的抗議活動，「有朋友來告訴我，若開地區的是恐怖分子，是『搗亂的人』（trouble making people）。」

政變讓緬甸的互聯網發展再次停滯：在巨大的反對聲中，Telenor 與 Ooredoo 於 21 年先後將其緬甸分公司出售給與緬甸軍方官員存在潛在聯繫的公司，這一舉動讓大量用戶數據暴露在監控之下。剩下的 MPT 和 Mytel 則處於軍政府的控制之下。抵抗組織通過摧毀電信塔打擊軍方的聯絡和收入，軍方的網絡封鎖和監控手段則日漸嚴密。截止至去年 7 月，緬甸全國已有 291 個互聯網關閉，緬甸 330 個鄉鎮中的 80 個已完全與外界隔絕。

政變後緬甸互聯網切斷數量統計

圖片來源：Myanmar Internet Project

在基礎設施的損壞和軍方的封鎖下，人們仍然在試圖維繫基本的互聯網連接。一些地方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會因為經濟損失而拒絕執行軍方的封鎖命令。另外配備 Starlink（由 Elon Musk 的公司 SpaceX 運營的衛星互聯網系統）的網吧為許多人提供了基本的網絡連接，其價格大約為每小時 500-1000 緬元（約 10-20 美分）。緬甸互聯網項目估計，現在全國有超過 3,000 個 Starlink 天線正在運行，使用者除了平民，也包括反叛軍和電信詐騙者。知情者稱，是 David Eubank（一個在緬甸邊境活動的救援組織領袖）一條向 Elon Musk 表示感謝的推特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 Starlink。但由於緬甸不在 Starlink 的授權國家名單中，SpaceX 可能切斷其境內的漫遊服務，這一舉措在南非、喀麥隆等國家有過先例。

實皆地區配備防空洞的 Starlink 網吧

圖片來源：Nyein Chan May，Myanmar Internet Project

作為流亡者生活

「有一次我回緬甸報道的時候，炸彈就落在我 100 米遠處。」Mar，一位緬甸的攝影記者告訴我，「但已經沒有媒體想要空襲的照片了，因為它們太常見了。」許多獨立的新聞記者為躲避軍方針對性的打壓而選擇了流亡，但他們仍會頻繁地回到緬甸開展報道。Mar 的報道和照片常常就是通過 Starlink 網吧發送出去的。我們對話時，他剛從在雨林中染上的瘧疾中康復。這些記者們在戰爭前線或詐騙中心裡產出了一系列富有影響力的作品，包括在 2022 年與 2023 年連續在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中獲獎。但他們的現實處境又是緬甸流亡者的縮影。

政變後不久，軍政府開始吊銷媒體執照，逮捕記者，並突襲媒體辦公室。自政變以來，已有七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被處決，至少 150 人被逮捕和監禁，第 505(a) 條法律的修訂將「傳播虛假信息或可能引起恐懼的信息」定為犯罪。在 2024 年由無國界記者發佈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緬甸被列為全球對記者最危險的十個國家之一。這一切都導致記者們大量流亡到鄰國。Mar 一般以三個月為間隔往返緬甸與泰國，因為他需要定期去移民局報道。

少數有條件的人可以支付 12000-13000 美元申請 2 年的教育簽證，或是在其他國家辦理旅遊籤。 Lay，一位大學輟學生，為逃離 24 年 3 月軍方對實施的強制徵兵而逃到老撾，在一位緬甸中介的幫助下辦理了泰國的旅遊簽證，現在正在從事月薪 300 美元的服務員工作。「那個中介以前是一位醫生，但他現在靠辦簽證賺了很多錢。」Lay 告訴我。

但對於大部分來到泰國的緬甸記者，他們通常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註冊難民，失去他們的護照，並被送往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要麼需要支付並不合理的費用申請臨時工作許可（pink card）。由於需要得到本地僱主的許可，一些記者只能成為服務員或藍領工人。「我們有一位有 15 年工作經驗的老記者，現在只能去做電焊工。」來自 Exile hub 的 Kyi 說。Exile hub 是一個專門幫助這些流亡記者與活動家的 NGO 組織，他們為共計 2100 人提供了包括經費、短期住所、培訓、身心健康諮詢的幫助。

問卷：流亡記者存在的安全顧慮

圖片來源：Exile Hub

Exile hub 也開始於政變：Kyi 曾是緬甸的一位媒體制作人，在政變發生以後，她和同伴開始搜尋渠道購買和分發安全頭盔、記者背心以及帶有數據漫遊的國外 SIM 卡。當警察向示威群眾開火併有針對性地攻擊和抓捕記者以後，Kyi 與同伴轉而進行安全和急救培訓。當越來越多的人被迫離開緬甸，他們則開始募集資金以便在新冠疫情期間支付機票、隔離酒店和臨時住所的費用。

政變之後的幾個月，因為當時軍政府的海關、移民局和當地警察局之間還沒有同步的數據庫，有些記者會「賭一把」從機場離開。但「超過 30 歲的緬甸人需要更新他們的身份證，很多記者的職業會標註在上面，那他們就完了。」Kyi 說。「很多人並沒有護照，（政變以後）他們也不能去申請。緬甸的護照每 5 年需要更新一次，如果你的有效期在 6 個月以內，你也不能跨國旅行。」Htway 告訴我。因此，絕大多數人必須步行越過邊境，並且流亡者每一次返回緬甸都有被逮捕的風險，這導致家庭成員之間被迫長期分離。在此之上，被驅逐出境的威脅始終存在。

除了有關身份證明的窘境，另一個問題出現在金錢及其流通渠道上。許多本文的受訪者以及有關報告都顯示，在泰國的流亡記者平均工資約為每月 200 美元。另外，反洗錢政策的存在也使得緬甸人幾乎無法申請泰國的銀行卡。獨立媒體或像 Exile Hub 這樣的組織需要依靠捐贈和國際援助運行，但一方面，這些資金往往附帶條件，並且需要經歷漫長的官僚體制，並且很少能直資助記者個人；另一方面，儘管很多記者願意放棄署名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安危，資金援助的要求卻讓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記者工作，這成為了一個不可解的悖論。

「我真心希望有人可以通過零知識證明（ZK）開發一些符合緬甸應用場景的工具，或者是端對端的加密貨幣系統，這些都能讓我的工作簡單非常多。但是現在我沒法說服我的資助者使用這些技術，因為他們還沒有運作起來。」Kyi 說，「現在募集資金很難，因為在全球範圍內，人們不那麼相信新聞業的重要性了......人們做新聞的原因是為了支持真實和準確的信息和事實能從緬甸傳出來，他們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置於危險不是為了賺錢。我不想他們的貢獻沒有任何的補償。」

打通金錢：Hundi 系統與加密貨幣使用

在銀行服務缺失，資金轉移被嚴密管控的情況下，包括國際援助在內的很大一部分貨幣流動在緬甸需要依賴「Hundi」系統。這個沒有中文譯名的詞指代的是一種起源於 12 世紀印度的非正式金融服務行業，一種幾乎純粹基於信任和人際關係構成的轉賬和支付網絡。「如果我想要給我爸爸轉一些錢，我就要在清邁找一個 Hundi，告訴他我爸的信息，然後祈禱錢能夠送到。」Htway 說，「他們一般都會能送到。」

Hundi 一直存在於緬甸人的生活中，「所有人都認識某個 Hundi」是受訪者們的共識。『典型』的 Hundi 往往是一個看上去有錢的印度裔中老年人，他們會有自己的其他生意，比如開餐廳，雜貨鋪，代購生意等。「但也有很多緬族和華裔是 Hundi。包括年輕人，他們在 Facebook 上宣傳自己的服務，你也可以向他們借錢，他們就像是銀行......事實上，只要你有國外的銀行賬號，你就可以成為 Hundi。他們現在也使用加密貨幣。」Ni，一個專門提供金融諮詢的緬甸研究員告訴我。

Ni 主要的工作就是幫助企業和組織將資金轉入緬甸，因此他認識許多 Hundi。「但 Hundi 系統臭名昭著的便是其不透明性，以及有時高達 8% 的服務費......你需要和不同的人討價還價，現在的 Hundi 的市場競爭也很激烈。」Ni 分享了他聽聞的一個著名故事：因為傳統的 Hundi 往往不樂意處理 NGO 的大量的文書和條款，一位法國籍的 Hundi 接手了很多國際組織的轉賬工作，並在經手著一筆大額的援助款期間「消失」了。

軍政府一直嘗試控制銀行以外的貨幣流通系統，成為 Hundi（從事未被授權的金融服務）或出售、買賣和交換加密貨幣都被視作是非法的。而反對派民族團結政府（NUG）則在 21 年底就承認 Tether（USDT）為法定貨幣。「軍政府一直都在嘗試控制錢的流動，但是這種控制不太成功。」Ni 說。不過，依然有一些人會因為買入加密貨幣而使銀行帳戶遭到凍結，「有情報部門的人會假裝是 P2P 的交易商」。

大約 9 個月前，Binance 的應用與網站被軍政府封鎖——和從前的 Facebook 一樣，許多普通人認為 Binance 就是加密貨幣本身。和網絡發展類似的是，緬甸跳過了信用卡和借記卡階段，直接從使用鈔票過渡到移動支付。緬甸的移動貨幣錢包的市場滲透率在 2019 年就達到了驚人的 80%。這些背景讓 Ni 這樣的人相信加密貨幣可以在緬甸獲得更多普及，「我的一項日常工作就是敦促贊助者使用加密貨幣，訓練人們使用這種更便宜、高效、費用穩定的支付渠道... 我的朋友則為錢包軟件做緬甸語翻譯。」

事實上，緬甸混亂的局面已經催生出許多加密貨幣相關的項目與應用：2022 年，民族團結政府 NUG 就基於 Stella 推出了數字緬元（DMMK）和支付錢包 NUG Pay。Coala Pay 是另一款由緬甸團隊參與開發的工具，旨在將國際援助直接傳送給當地組織，並利用穩定幣和簡單的界面處理難民間的日常交易。雖然與貨幣本身無關，但去年的 Devon 上，一個叫「羅辛亞計劃（Rohingya Project）」的項目也得到了短暫的分享，其旨在使用人際關係網絡驗證和賦予羅辛亞社區的人們鏈上的身份。

Sin，一位加密行業技術顧問，正在幫助海外企業將緬甸僱員的工資以加密貨幣的形式發放。「這些企業沒有任何其他渠道，所以只能使用加密貨幣。」Sin 說，「我的顧客通常月薪在 400 美元左右......通過數字貨幣，他們能夠將錢存下來，以便有一天能夠離開緬甸。」他希望不僅能讓人們獲得加密貨幣，還能讓人們開始使用加密貨幣。但另一方面，一些人仍將加密貨幣等同於犯罪與詐騙，「政變初期，有很多人因為絕望而購買加密貨幣，我聽說很多人在 Luna 上損失了很多錢。」Htway 說。另外最新的報道顯示，加密貨幣已經被大量運用於緬甸邊境的電詐產業中。

「使用加密貨幣有很多好處，但誰願意去做呢？企業認為沒有足夠的利潤，NUG 的項目並不實用，NGO 只在很小範圍內使用加密貨幣。他們似乎沒有理解加密貨幣的潛力，（但實際上）這不光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政治和資本上的問題——有誰既有能力去推行，又能同時承擔政治風險呢？」Ni 反問道。

結語

2025 年 2 月 1 日是緬甸軍事政變的四週年。一如既往的，軍政府第 7 次延長了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將舉行大選的截止日期將推遲到明年 2 月 1 日。「有可能的結局是，人們最終會贏得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我們都『從此幸福快樂的生活下去』。」Kyi 說，「但如果這些不會發生——有可能確實不會發生——我們依然需要有更好，更民主的組織和運作方法。」

在內戰的瘡口與軍政府的高壓政策下，緬甸人自然被加密技術吸引。縱使基礎設施的破壞造成了一定阻礙，緬甸依舊有大量的加密技術應用場景：金融服務缺失，通貨膨脹，抗審查，身份或教育證明......他們中大量的人使用端對端加密的通訊軟件，並對實際應用加密技術充滿熱情，但同時往往帶著一種來自邊緣的務實，清醒和審視。

在超高的數字滲透率下，數字技術給予了很多緬甸人對未來樂觀的想象，如同 Bradley 所說：「畢竟又能差到哪裡去」。他回憶起當初那個不贊成他抗議的朋友：內戰開始後，包括若開地區在內的民族武裝迅速成為反抗軍政府的重要勢力，那個朋友特地找到 Bradley，為他曾經的言辭道歉。民族間的齟齬似乎因共同的敵人而被抹平。「我們會成為亞洲的瓦坎達。」Bradley 這樣說。

採訪時，Mar 跟我分享了一些他最近在緬甸採訪時拍攝的照片。我看到一處雨林中由木材搭出的簡易村落，人們每晚在防空用的巖洞裡擠在一起睡覺。「這裡的所有事情都在惡化，那裡的人就是什麼都沒有。」Mar 指著圖片裡的村子說，卻又正好滑到了自己帶著一群孩子玩藍曬（一種簡單傳統的攝影技術，通過日曬成像）的場景。我回想起 Bradley 故事裡那句「望向天空」：4 年的內戰裡，人們在空中發現政變，轟炸，監視，信號，衛星，親人的消息，新聞，自由，就像那些孩子在布上發現陽光。即使大多數時候天上空無一物，在人們眼中可能是另一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