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快乐的赌场经济，美国年轻人对未来正失去信心

作者：KYLA SCANLON

编译：深潮TechFlow

早安，来自华盛顿特区的问候！这篇文章有点长，所以可能会被你的邮箱截断。如果你正在为亲人（或任何人）寻找一份经济实惠的节日礼物，并且想支持本地书店的话，《在这经济大环境下？》（In This Economy?）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这段时间我又因为工作开始了新的旅程，这次的目的地包括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和华盛顿特区。在过安检时，我看到前面的一位女士竟然像婴儿一样张着嘴咳嗽。我盯着她看，先是惊讶于她的“无忧无虑”，然后又感到一阵深深的恐惧。

大多数人都很友善。但生活在社会中，就意味着要面对他人不同的内在规范。有些人会张口咳嗽，这就是现实。我有一个理论：他们可能认为集体的舒适感并不是自己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他们对公共领域缺乏归属感。这是一种社会漂移现象，在公共空间里越来越明显（比如低头90度盯着手机撞墙，或者站在行人交通的主干道上挡路）。

但我认为，这些张口咳嗽的人和我们所见的持续经济低迷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你对周围的系统失去了信任，那么为什么还要遵守集体规范呢？努力工作似乎并没有回报，那为什么不去“赌一把”？机构在撒谎！但那个制作封面图的 YouTuber 却不会撒谎，他的封面图上用大张嘴的表情指着一碗意大利面，提问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彼此之间已经不再信任了。正如哈佛公共舆论项目的学生主席乔丹·施瓦茨（Jordan Schwartz）所说：

“Z世代正走上一条可能威胁美国民主和社会未来稳定的道路。这是一场五级警报的危机，如果我们希望恢复年轻人对政治、美国以及彼此的信心，就必须立即行动。”

他所负责的项目——哈佛青年民意调查（Harvard Youth Poll）对2000多名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的美国人进行了关于信任、政治和人工智能的调查。当被问及是否认为美国是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时，受访者的回答表现出明显的党派分歧，但忧虑是显而易见的。

群体之间的信任也在崩塌。只有35%的年轻美国人认为，持不同观点的人希望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50%的人将主流媒体视为威胁。而仅有30%的人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比父母更好。

因此，从这项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对民主的担忧

2. 对经济的担忧

3. 对彼此的担忧

我认为，不理解我们如何讨论经济，就无法真正理解经济本身。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三种因素的复合影响：(1) 后疫情时代的适应过程；(2) 智能手机引发的“微型自我中心主义”（micro-solipsism）；以及 (3) 年轻一代目睹政治中客观的不友善行为却反而得到奖励。人们（可以理解地）正在经历一种“认知漂移”，有人甚至称之为“中世纪农民思维”（medieval peasant brain），这与互联网持续的信息洪流有关（比如，有人把土豆放进袜子里来“排毒”）。

我们被困在一种复合危机中——经济恶化与认知过载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递归陷阱，每一方都让另一方变得更糟，并摧毁了突破困境所需的资源。

• 经济压力（如鲍莫尔成本病、住房问题、劳动力市场疲软）削弱了我们的清晰思考能力，使我们更容易受到骗局、错误决策和剥削性市场的影响，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

• 经济压力 + 信息过载 削弱了对机构的信任。

• 信任的丧失 使得协调变得不可能，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则进一步加深了危机。

目前，我们正试图在一个社会和认知环境变化快于传统经济指标的背景下理解经济。这就是“氛围衰退”（Vibecession）的背景。

注：鉴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最近都重提了这个概念，重新审视“氛围衰退”过去的含义以及它如今的演变是很有意义的。

“氛围衰退”：过去与现在

我最早在 2022 年 7 月提出“氛围衰退”（Vibecession）这个概念。当时，通胀正在回落（但仍然高得令人痛苦），劳动力市场正在复苏，经济也在增长。那时候，人工智能还没有占据所有焦点，没有关税壁垒，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推进。从数据上看，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虽然2000年代和2010年代存在许多问题（真的很多！），但人们的情绪并没有彻底崩塌。如今，TikTok 上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风潮（nostalgiacore），青少年们虚构了一个“2012 年”的美好幻想——他们憧憬着无限围巾、第三波精品咖啡馆，以及那个 Instagram 还只是用来分享田野里的雏菊照片的时代，而不是如今这个充满超竞争性算法厮杀的战场。

那时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也是奥巴马竞选时的核心理念！），人们对互联网的未来抱有“更美好”的期望。尽管互联网当时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靠制造愤怒情绪来获取收益的现象。

有人声称“整个过去十年都是一场氛围衰退（Vibecession）”，但情绪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实际上，情绪的断裂是明显且急剧的。

下方的图表大致展示了“氛围衰退”开始的时间点，展现了情绪与经济数据之间的分化趋势。在疫情冲击后，实际可支配收入得以恢复并继续增长，回到了正常趋势。然而，公众情绪却从未恢复。它滑入了类似经济衰退的区间（甚至更低），并一直停留在那里，即使经济基本面已经稳定下来。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积累效应。疫情带来的混乱尚未结束，各种商品的价格仍然不稳定，商店人手不足，教师和学生都已身心俱疲，公共信息传播体系崩塌，机构显得脆弱不堪。生活中的日常摩擦在无数小细节上增加了。疫情期间房价的飙升从未回落。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抵押贷款将人们“锁”在原地。房租暴涨，通往成年生活的路径——搬家、租房、存钱、买房——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破碎。如果你在 2020 年之前没买房，那可能永远也买不上了。

但正如丹·戴维斯（Dan Davies）所写的，“氛围衰退”（Vibecession）可能并没有某个特定的触发点。“氛围就像一种过冷液体，只等待一个随机的冲击使其发生相变。”而疫情就是那个冲击。

氛围衰退来得很早。如今，经济数据与人们的情绪相匹配了，或者至少比过去更接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低招聘环境、持续的通胀以及极其奇怪的贸易政策。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定义经济衰退时，会关注三个方面：

1. 深度：经济下滑的程度有多大？

2. 扩散：痛苦传播得有多广？

3. 持续时间：这一切持续了多久？

如果我们观察消费者情绪的下滑，它（粗略地说）符合经济衰退的定义——它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并且情绪水平不断接近历史最低点。嘉信理财（Schwab）的凯文·戈登（Kevin Gordon）将其称为“氛围萧条”（Vibepression）——情绪极度低迷，而 GDP 则靠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支撑起来。一个因 AI 数据中心建设而繁荣的经济，能让普通人感到快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深深的忧郁感呢？

第一部分：经济恶化

几周前，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14万美元是新的贫困线”，并指出如今几乎没有人能负担得起参与社会的成本。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随后，泰勒·科文（Tyler Cowen）和杰里米·霍普达尔（Jeremy Horpedahl）等人纷纷发表反驳意见。然而，正如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 Murdoch）所写的那样，这篇文章引发的反应本身就非常有趣。

大多数人对文章的观点表示强烈认同（许多反驳者的反驳也被回怼为“谁在乎数据是否准确，氛围才是对的！”）。文章被 More Perfect Union 和 The Free Press 等媒体重新刊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人们，都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感觉如此糟糕。这就是贫困。我的经济痛苦终于被数据所证实了。这真是一种解脱。”

在分析中被“看见”是一种解脱。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关于“氛围衰退”（Vibecession）的系列文章中指出，以下三个关键概念并未被传统经济数据很好地捕捉到：

1. 经济参与：你能负担得起参与社会的成本吗？

2. 安全感：你是否只差一颗坏牙就会破产？

3. 公平性：你是否正在被欺骗？

人们需要感受到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房子、孩子或汽车的开销，感受到他们不会因为一张医疗账单而陷入破产，也感受到其他人没有在欺骗他们。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联储昨日降息，引发了许多争议和分歧。他们的双重使命——价格稳定与最大就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通胀并未下降到2%的目标（债券市场对此非常担忧）。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不平等问题也在加剧。

确实存在非常真实的经济痛苦，参与社会变得更加困难。年轻人曾投票支持特朗普以改善经济，但现在他们正在转而反对他。根据耶鲁大学 2025 年秋季青年民意调查（Yale Youth Fall 2025 Poll），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特朗普总统的经济处理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 Murdoch）指出，我们正在面对“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

推动可贸易商品价格下降的同样生产力增长，却导致面对面服务的成本迅速膨胀。像医疗和教育等需要密集面对面劳动的行业，由于生产力增长缓慢（甚至完全没有增长），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以吸引那些本可能选择生产力更高行业高薪工作的劳动力。结果是，即使人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完全不变，随着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支出被用于基本服务上。

繁荣反而可能让生活变得更昂贵。

来源：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中记录了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下文化可负担性的崩塌，他指出，“公立小学和中学、公共图书馆、低学费的赠地学院，以及20世纪的大众媒体——包括免费的无线广播和电视”曾经是免费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大力补贴的。然而，现在对艺术和教育的支持正在被削减。

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生活的核心要素——住房、医疗、育儿、教育、养老——全都属于鲍莫尔领域。这些领域的成本上涨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即便你“做得一切都对”，也可能依旧感到入不敷出。

在20世纪，我们通过社会化或大量补贴这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鲍莫尔成本问题，比如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低学费的州立大学和公立医院。通过政策，我们让这些昂贵且低生产率的领域变得更加便宜。然而，在现在这个最不应该的时候，我们却在私有化（或者破坏、官僚化）这些领域。我们正在要求家庭承担过去由社会化分担的成本。中产阶级感到压力倍增，这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当然，情况只会变得更复杂。人工智能将使非鲍莫尔领域的生产力变得超高效。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以及任何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都将变得丰富且廉价，这意味着可扩展领域与不可扩展领域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将变成一个巨大的鸿沟。

第二个问题——今年政府因医疗问题而关门。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27,000美元。明年保险费用预计将上涨10%-20%。许多人只差一颗坏牙就会破产。

第三个问题——我们正在以一种“等价交换”（quid-pro-quo）式的经济模式快速前进。曾经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如今却与俄罗斯进行土地交易，要求游客提供五年的社交媒体信息，威胁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并忽视反垄断法以支持媒体控制。当你读到这样的新闻，看到这样的标题时，心情自然会非常糟糕。

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试图建立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经济基本面确实变得更加糟糕。但仅仅靠经济压力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深刻的焦虑感。这时，认知层面的因素就显现出来了。

第二部分：认知过载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对吧？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向更艰难的均衡状态滑去。人们早就经历过高昂的住房成本、紧张的就业市场以及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然而，如今的区别在于，这些压力正落在一群已经在认知和社交上被压得不堪重负的公众身上。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识字率稀缺，而注意力却充裕。除了工作之外，大多数时候人们处于我们现在称之为“无聊”的状态。而今天，情况正好相反——识字率正在下降，注意力成为了一种商品，而人们的认知负荷已经完全超载。珍·特温吉（Jean Twenge）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吞噬孩子教育的屏幕》（The Screen That Ate Your Child’s Education）的文章，其中写道：

在 10 月发表的一项《青少年期刊》（The Journal of Adolescence）研究中，我发现，在学生在校期间用于娱乐目的而使用电子设备时间较多的国家，其数学、阅读和科学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那些使用时间较少的国家。

而布雷迪·布里克纳-伍德（Brady Brickner-Wood）在《表演性阅读的奇特声名》（The Curious Notoriety of Performative Reading）中写道：

美国人用于休闲阅读的时间比二十年前减少了 40%，而 40% 的四年级学生缺乏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与此同时，大学正在与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合作，将聊天机器人引入学生课程，而人文学科系却在不断被削减。

如果你不信任任何信息来源，你也不会信任经济数据。我们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实验——让人们拥有对数百万可能让他们失控的事物的无限制访问权——答案是，不行，真的不行，这种做法就像把整个人群煮成了一颗蛋。

教育和深度阅读的丧失带来了各种连锁反应：基本技能薄弱、媒体素养下降，更重要的是，信任的崩塌。大卫·鲍德（David Bauder）关于青少年新闻消费的研究表明，“大约一半的受访青少年认为，记者会对广告商给予特殊待遇，并捏造诸如引语之类的细节。”

人工智能只会让这一切更加复杂。格雷格·伊普（Greg Ip）在《华尔街日报》中发表的文章《有史以来最令人沮丧的科技革命：AI让我们既富有又不快乐》（The Most Joyless Tech Revolution Ever: AI Is Making Us Rich and Unhappy）对此总结得非常到位。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对人工智能感到不安，只有 40% 的人信任人工智能行业会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些技术，但我们既不信任彼此，也感到非常糟糕。

来源：格雷格·伊普（Greg Ip），《华尔街日报》（WSJ）

所以，当我们谈到负面情绪时，确实有一种“计算机化”的特质贯穿其中。

我们共同被“胡说八道的不对称原则”（Bullshit Asymmetry Principle）所困扰：我们发现，揭穿谎言的难度确实是制造谎言的10倍。这导致了诸如“愤怒诱饵”（ragebait）这样的营销和产品策略——这也是一个筹集大量风险投资资金的好方法？

虚假信息已成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果你对很多人撒谎并让他们对你感到愤怒，Twitter 就会付给你一大笔钱。国外的人们也在利用这台“印钞机”——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并以一种可能应该被视为非法的方式污染着美国政治？

许多人也在各个环节“捞油水”，通过作弊来占据优势，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所提到的“骗局”问题。每个成年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在流失，思维变得扁平化，他们的世界充斥着噪音，没有中立性，而且没有任何机构真正存在来保护他们。兄弟，你的大脑正在被出售——随着你的注意力流失，你的认知能力、深度感和确定感也随之消失。

信心、乐观和长远思考都需要“心理空间”。如果信息环境变得混乱，情绪环境也会随之混乱。而如果注意力是民主的基础设施，那么这套基础设施已经破损不堪了。

我们正在目睹将人类学习外包给屏幕的后果。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到，将人性本身外包给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当你无法信任任何信息来源时，你也无法信任经济数据。当注意力被分割、思维被扁平化时，人们会变得更容易受到下一阶段的影响：被榨取。

第三部分：榨取型经济

在认知世界逐渐崩塌的同时，物理世界的维护也并不尽如人意。物理领域中那些正在衰败的事物（如桥梁、学校、劳动力市场）与数字领域中被过度优化的事物（如大语言模型、算法以及广告领域的各种操作）之间的巨大摩擦，正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

在这份通讯中，我对人工智能（AI）持相当严厉的态度——需要明确的是，我认为 AI 是一种工具，它确实可以为科学带来重大突破——但 AI 本身正在制造一个彻底的下行螺旋。在一部纪录片中，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对 AI 的讨论非常重要，而正如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所说：

我非常相信 AI 的潜力，但我并不看好围绕 AI 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市场和营销都病了。这将迎来一场崩盘。

如今，人们通过数据中心的扩建成为亿万富翁，这推高了电力成本，并带来了停电风险。这些数据中心占据了巨大的物理空间，但其影响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隐形的，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不断上涨的电费账单。

AI 之争是能源之争，而非计算能力之争。正如《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所写：

在全球超级大国的竞争中，AI 可能会因陈旧的电网基础设施和未能提供足够的电力容量而被拖慢数十年。

来源：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还报道，OpenAI 的合作伙伴已经背负了 1000 亿美元的债务，用于建设 AI 的计算能力。这令人感到担忧，因为债务是问题变得危险的地方。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主要是股权崩盘，这意味着没有复杂的债务关系网络。但一旦涉及债务问题，事情就会迅速变得非常棘手。

美国还决定将英伟达（Nvidia）的一些顶级芯片出售给中国，换取大豆和 25% 的回扣。正如美国司法部所言：

控制这些芯片的国家将掌控 AI 技术；掌控 AI 技术的国家将掌控未来。

所以，你知道，这没问题。《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正在输掉 AI 竞赛，“许多美国公司，包括 Airbnb，都成为了‘快速且廉价’的 Qwen 的忠实粉丝。”他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能追赶上中国吗？”

下方的图表非常重要——当我们谈论未来时，我们常常将美国视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头号选手，但中国正在投资 AI 成功所需的关键因素——能源。而美国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来源：Phenomenal World

巴克莱银行（Barclays）估计，到 2025 年，美国 GDP 增长的一半以上将来自与 AI 相关的投资。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正在将经济押注在一个并不真正承诺太多的事物上，比如“嘿 :) 这个东西会抢走你的工作 :) 现在它还能做艺术了 :) 或许会让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但你的电费（这已经在改变选民态度了）将会上涨。而且，中国可能会赢。此外，自杀也是违反服务条款的。”

几乎所有年轻人都非常担心 AI 会夺走他们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冰山指数”（Iceberg Index）估算，大约 12% 的美国工资来自于 AI 今天就能更便宜完成的工作，但目前只有 2% 的工作实际被自动化了。这种能力已经存在，只是尚未完全启动。

如何信任一个似乎并不在意你未来会发生什么的系统？

来源：哈佛青年民意调查（Harvard Youth Opinion Poll） 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近 40% 的 50 岁以上美国人认为经济“正在变好”，而大多数 18 至 49 岁的美国人却认为经济“正在变差”。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年长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 AI 和住房冲击的影响，而年轻人则正面临这些威胁的直接冲击。

来源：Civiqs

亚当·米尔萨普（Adam Millsap）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探讨了“完全婴儿潮一代的奢侈共产主义”（Total Boomer Luxury Communism）。这一概念大致指的是，年长一代正在“囤积机会和资源，而年轻人却在为买房和支持最富有的婴儿潮一代所期待的慷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而挣扎”。这种代际间的紧张关系只会随着医疗辅助长寿技术的发展和资源短缺而加剧。

那么，人们该怎么办？AI 在抢走工作，政策越来越围绕老年人口设计，一切看起来都充满不确定性。未来该如何前行？

赌博？

Kalshi 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塔里克·曼苏尔（Tarek Mansour）最近表示：“我们的长期愿景是将一切金融化，并将任何意见分歧都变成可交易的资产。”

将一切金融化？？？ 每一个分歧、每一个不确定性、每一个未来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下注的赌注？？这简直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逻辑的极端延伸。当每一次互动都变成一场交易，每一种观点都变成一项可交易的资产时，想要形成团结就变得异常困难。

赌博已经成为少数几种能够立即提供回报，甚至改变人生的活动之一。住在赌场附近会增加成为问题赌徒的可能性。而当你生活在手机中，赌场直接来到你面前时，我想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但事实是，没有人真正想要这样的生活。正如下图所示，这就是“赌场经济”真正令人沮丧的地方——没有人想要它。

注意力被货币化，参与度被优化，风险被金融化，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骗局。 正如惠特尼·库里·温比什（Whitney Curry Wimbish）在《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中所写，以及艾米丽·斯图尔特（Emily Stewart）在《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中提到的，层层中间商在榨取价值，而几乎没有真正的监管或保护措施。一些人可能会说：“好吧，显然市场已经表达了它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就是人们愿意转动轮盘赌的轮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当劳动力市场趋紧，上升通道停滞，财富集中于顶层且越来越难以触及时，赌博似乎成为了一种理性的回应。在这种结构下，人们失去了目标感和意义感（维克多·弗兰克尔，救救我们吧），而这正是问题开始滋生的时候。

认知带宽的减少 + 无处不在的榨取系统 = 理性的经济偏执。 人们觉得自己正在被欺骗，因为他们确实经常被欺骗。当传统路径变得不可预测时，人们转向“叙事阶梯”——比如在线社区、美学类别等。这些成为理解不确定性的方式。“14万美元贫困线”的争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发的。人们的反应关乎认同感和经验，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是否能被他人理解。这些反应并不全是理性的，但它们的确存在。

当价值观分化，共同的基础削弱时，集体解决方案就变得结构性地不可能。即使存在广泛共识——没有人真正想要“赌场经济”——我们仍然无法协调一致去阻止它，因为我们无法就“阻止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谁应该有权力去实现它达成一致。

过去 70 年里，美国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契约之上：提供增长，人们就会容忍其他一切。但今年我在路上走过 40 周，从不同年龄、地域和收入层的人们身上听到的最一致的反馈是，生活的基本轨迹已经不再有意义。 这虽然是一些零散的轶事，但却是人们停下来与我交谈时最常提到的内容——他们的担忧。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也为整个未来感到忧虑。

第四部分：信任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危机之中：经济压力减少了认知带宽，带宽的减少助长了榨取行为，而榨取行为加剧了经济压力。压力与过载共同侵蚀了信任，信任的丧失阻碍了协作，而协作的失败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未解决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危机。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单一政策杠杆解决的问题。当陷阱存在于住房、人工智能监管和媒体素养等多重领域的交汇点时，你无法仅仅通过“修复住房”或“监管 AI”或“提升媒体素养”来解决它。经济恶化和认知崩塌是相互强化的，它们已经摧毁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制度能力和社会信任。

这听起来很糟糕！但打破这一循环并不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找出最可操作的环节，并认识到改善某一部分会削弱陷阱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直接减少经济压力 ——让鲍莫尔领域（Baumol sectors，如教育、医疗等）再次变得可负担（我知道，这太简单了，对吧）。如果人们在经济上有更多喘息空间，他们的认知带宽就会增加。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更多的带宽意味着更不容易受到榨取和欺诈的侵害。更少的脆弱性意味着更好的决策能力，而更好的决策能力则意味着更少的经济压力。

直接监管榨取行为 ——禁止或严格限制那些依赖混淆和认知过载盈利的商业模式。Kalshi 想要将一切金融化？我们可以说“不”！可以禁止对选举的预测市场。这一切都关乎激励机制。我们能够监管实体赌场，也完全可以监管数字赌场。

让 AI 的好处清晰可见 ——目前，人们对 AI 的体验是“你的电费上涨了，最终它还会抢走你的工作”。如果 AI 要推动增长，那么这种增长需要以切实的好处体现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例如通过诊断工具降低医疗成本、更便宜的商品以及更多的时间。

这一切都不容易，甚至难以想象。但并非没有希望。你不需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这需要经济可负担性（听说“可负担性之旅”刚刚开始）、国家治理能力、一些摩擦，以及在充满技术的世界中对“人性”的理解。还有一项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艰巨的任务——铲除裙带资本主义，并建立某种共同的现实感。 在我横跨全国的航班途中，互联网中断了，就在那个对着空气咳嗽的人几小时后。我正疯狂地打字，做着各种“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写这篇通讯。我们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打字、发邮件、在 Slack 上忙碌。当互联网断开后，我们开始打开飞机的窗户。窗外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日落之一。这其中也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最后，我非常喜欢最近对 Kahlil Joseph 的一段采访中的这句话：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为晶体管收音机调整他的音乐，因为那是士兵们听音乐的设备，所以他为 FM 收音机调整了他的作品。他并没有想着有人会用价值上千美元的音响系统来听他的音乐。这件事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去迎合人们所在的地方。”

谢谢。

注释：

1.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UMich Survey of Consumers） 于 2024 年年中由随机拨号调查改为网络调查。

2. Netflix 和派拉蒙（Paramount）正在争夺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根据《华尔街日报》（WSJ）的报道，“大卫·埃里森（David Ellison）向特朗普政府官员保证，如果他收购华纳，他将对 CNN 进行全面改革，而 CNN 恰好是特朗普总统经常批评的目标之一。”

3. 关于互联网影响的反思开始引发强烈反响。Róisín Lanigan 撰写了一篇题为《下一个身份象征是离线的童年》（The Next Status Symbol is an Offline Childhood）的文章，这个标题本身就非常直白。越来越多类似的文章出现，比如 P.E. Moskowitz 的《互联网正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和历史》（The Internet is Destroying Our Memory and History），探讨互联网带来的得与失。

4. 金融市场显现裂痕。Applied Digital 在出售债券时遇到困难，不得不提供 10% 的高收益以吸引买家。他们为 CoreWeave 提供数据中心服务，而 CoreWeave 则为 Nvidia 和 OpenAI 提供数据中心服务。

5. Kalshi 遭遇全国范围内的集体诉讼，原告指控其运营的是一个“非法的体育博彩平台”。诉讼称，Kalshi“欺骗”客户，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与其他消费者对赌，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与庄家（即 Kalshi）对赌。此外，内华达州法院裁定 Kalshi 不受州博彩法规豁免，这使其商业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一份彭博社的分析显示，Kalshi 的手续费高得惊人，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用户直接使用 FanDuel 可能会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