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已成“硬需求”，难处有三点

作者：刘红林

这几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一个变化：公安机关办理的虚拟货币相关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电信诈骗、洗钱通道、组织型传销、甚至地方性庞氏项目，越来越多的资金流最终沉淀在链上或交易所账户中，而虚拟货币在这些案件中的地位，也从最早的“周边资产”变成了“核心对象”。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内地对于虚拟货币仍采取边缘化的监管态度，它已经实打实地走进了中国刑事执法的主战场。

也正因此，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怎么做”“谁来做”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不解决就动不了手脚的问题，一旦案件查得深、币扣得多，下一步的清退、返还、变现，全都会卡在“处置”两个字上。

而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个问题被正式摆上台面——不管是最高法的内部研究，还是公安部牵头的办案机制探索，抑或是学术界和行业内的课题研究，都在尝试给这类案件提供一套可执行、可复制的司法处置操作机制。

作为法律从业者，包括红林律师在内的曼昆律师团队也多次参与了部分跨境交流和司法辅助项目，这里想分享几点观察和思考。

涉币案件推进的“新堵点”

先说个很现实的细节：过去两年里，我接触到的不少客户案件，都卡在了司法处置这一步。有的是因为链上追踪技术有限，案件中查到的代币找不到对应的身份和私钥；有的则是明明扣到了账户、截住了资产，但没人知道这堆USDT该怎么处置。

传统办案思路里，冻结银行卡是最常规的操作，只要法院一纸裁定，银行配合冻结、划拨、返还，一套流程顺畅无比。但面对虚拟货币，问题就出来了：

• 第一，这些资产往往没有明确的“发币方”或“发行机构”，也没有“唯一账户”，而是分散存在于各种地址、交易所账户、冷钱包中，管理主体不清；

• 第二，即便有交易所账户，很多平台在海外，国内执法机关没有实际操作权限，必须依靠平台“配合”，这又引出了对接机制、合作协议、信任成本等一堆问题；

• 第三，即使顺利拿回资产，该如何变现返还、折价计量、财产分配，也远远没有现成方案。

于是，很多地方公安开始尝试“土办法”：找链上可查的交易记录、拉本地懂币的第三方来估值、甚至直接让项目方代为回购返还。听起来有点原始，但在没有统一指引的情况下，这种“地方自主探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些案件的进展。

然而这种方式也带来巨大的合规和操作风险。比如同一类代币，在不同地市处置价格完全不一，有的甚至出现“贱卖”“暗卖”的争议，甚至引发案件外的新举报。这也逼着更高层级的执法机关不得不正视这个“新型堵点”——想破案、想执行，不能不解决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问题。

所以从我们能看到的信息来看，包括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等系统内部，其实已经开展了若干轮专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也都组建了课题组，试图搭建一套具备普适性的操作模型。而在香港与多家加密资产交易平台沟通时，也发现一些头部交易平台正在主动对接中国执法部门，希望在未来处置流程中扮演“合规桥梁”的角色。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基层执法需求，更是国家层面正在酝酿中的一场合规制度构建。

处置权该归谁？背后是“财政激励机制”的讨论

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办案难”，那第二部分就是“动力弱”。

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中国地方公安系统长期处于“靠自己解决资源”的状态。侦查行动、跨境追赃、数字溯源本来就很烧钱，一旦最后查出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虚拟货币，如果这部分财产最终全部“上缴中央”，对于一线公安来说，无异于“白干一场”。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其实在内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确实希望办案能更专业、更合规，另一方面也害怕处置机制“一刀切”，变成“你破的案，别人得的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明确“处置权归属”，也不建立合理的财政分享机制，那一线侦查的积极性就会打折扣。甚至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地方有了“案件查到币为止”的倾向，避免牵涉后续资产操作责任。

那么问题来了：

• 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归口单位，是地市公安？省级经侦？还是公安部直属机关？

• 所得资产处置收益，是地方留用，作为财政补充？还是全部上缴，进入国库？

• 办案成本能否覆盖？办案人员是否有激励？未来会不会引入“侦办成本补贴机制”？

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的“标准化处置机制”也很难在一线真正执行下去。个人认为，如果国家希望推动这件事走向制度化，除了技术和流程上的规范，更关键的是财政利益如何合理分配。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治理体系和执法激励机制的再设计。

境内还是境外？处置流程的“灰色地带”该被阳光照进来了

当我们前两块问题讨论清楚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到“具体怎么处置”的问题。而这里面，其实藏着目前最现实、最敏感的一块业务生态。

目前我们看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司法处置开始尝试绕过境内体系，直接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交易所进行变现。这背后其实是现实需求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境内银行和金融机构普遍不接受加密资产相关业务；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实际清算能力都在海外，在香港的业务合规对接成本相对较低，也更容易形成流程闭环。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默认司法处置要在境外平台上完成，那么：

• 哪些交易所能“入围”？有没有“官方认可”的白名单？

• 是否需要签订司法合作协议？平台如何承担义务？

• 哪些国内公司可以成为司法处置的中介机构？它们的身份、收费、权限怎么界定？

目前，有些第三方机构开始试图介入这块市场，希望承接公安的委托，作为资产估值方、托管执行方、或境外交易协助方。但问题在于，这一领域目前仍缺乏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度和监管框架，容易沦为“关系密集型”的灰色业务。

而我们也发现，不少交易所其实主动在和公安打交道——但合作到底是“合规配合”，还是“业务拓展”，有时候说不清。

从长远看，我认为国家层面最终一定会出台“司法处置白名单机制”和“处置流程指南”，包括：

• 明确可以配合执法的交易所名单及合作义务；

• 要求所有处置过程可溯源、可查账；

• 设立跨境司法处置专项账户，监管资产进出路径；

• 鼓励国内律所、审计、科技机构参与整个闭环，提升流程规范度。

这既是保证资产合法合规处置的底线，也是对用户和案件当事人的基本保障。

曼昆律师建议

虚拟货币司法处置，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但实质上是司法体系对新型数字资产治理能力的持续升级过程。无论是执法机关对资产来源的溯源能力、还是对链上资产的控制与变现流程，亦或是跨境协作的机制建设，现在都正在逐步形成更有章法的探索路径。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公安已经不再回避这一议题，而是积极寻求与平台、律所、技术机构合作，探索出一套既符合办案实际、又能经得起审查的处理流程。我们也看到来自高校、政策机构、司法系统的研究力量，正在为这条路的可复制性和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对于行业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处置环境正在形成。这不仅有助于案件的顺利推进，也为整个数字资产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一旦真正成熟，也将成为中国司法体系面对未来数字资产时代的“标准动作”，为下一阶段的治理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虚拟货币司法处置不再是办案中的“黑箱地带”，而会成为一个透明、合规、高效的执法环节。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也将推动整个行业向更加清晰、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