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或許只揭露了冰山一角，中國市場的挑戰在哪？

撰文：Steven Sinofsky

編譯：zhouzhou，BlockBeats

編者按：這篇文章講述了美國科技公司在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儘管中國市場對外國企業充滿吸引力，但知識產權保護不足、政府幹預嚴重、盜版氾濫等問題使得在中國開展業務異常困難。微軟等公司嘗試多種方式，但始終難以突破中國市場的複雜障礙。文章強調，關稅雖然顯而易見，但在中國的真正問題在於軟性限制、監管迷宮和文化差異，呼籲對中國市場的挑戰進行更深入的理解與討論。

以下為原文內容（為便於閱讀理解，原內容有所整編）：

關於美國如何從中國強大的製造業中獲益，已經有很多討論，而關稅往往是國際貿易辯論中的焦點。但人們常常忽略的是，美國企業要想進入中國市場並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業務是多麼困難——尤其是在服務業和知識產權領域。

關稅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軟性壁壘」、監管規定和文化差異的網絡，使得美國企業幾乎不可能以公平、可持續的方式進入這個市場。

我在微軟工作了 15 年，期間也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親自經歷了這一切。相比任何關稅爭端，這些經歷都更加艱難，也更具啟示性。

這些年我在中國參加了很多關於合作與盜版的活動。

微軟在亞洲的第一次嘗試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進入日本市場。這並不容易。當時面臨一些技術障礙，比如還沒有 UNICODE 標準，本地用戶強烈偏好國產產品，以及一些明裡暗裡都在偏袒日本企業的政府政策。在很多方面，這跟我們在美國看到的「購買美國產品」政策並無太大不同。

但通過堅持不懈、尊重當地習慣，以及在產品本地化方面的大量投入，我們最終取得了成功。日本對知識產權根深蒂固的尊重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到 90 年代中期，微軟 Office 在日本的業務已經是全球最賺錢的，企業用戶和普通消費者都非常喜歡這個產品，以及我們為日本市場定製的分發方式和軟件體驗。

Windows 7 在日本上市。

然而，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從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一連串複雜的問題。早期的某個版本的 Windows 甚至被全面禁售，只因為部分本地化工作是在臺灣完成的。而這還只是個開始。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真誠的回應：建立了龐大的本地開發團隊，開發了廣受歡迎的輸入法編輯器（Input Method Editor），建設了先進的研發中心，並且嚴格遵守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所有規定——甚至在我們的辦公室裡僱用了本地人員作為中共代表。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一次次碰壁。

盜版是最明顯也最令人沮喪的挑戰。雖然軟件盜版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在中國的規模令人震驚。大約 90% 的微軟產品在中國都是盜版。想象一下，一個擁有 2 億臺個人電腦的國家，其帶來的收入卻和只有四分之一電腦數量、盜版率「僅有」50% 的意大利差不多。

我們過去常常安慰自己，認為這些用戶現在雖然免費使用，但將來會因為喜歡我們的產品而願意為其付費，而且只要政府開始真正重視知識產權，我們的收入就會提升。

去那些熙熙攘攘的電腦城走一圈，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加直觀。那裡有五層、甚至更多樓層全是電腦——從整機到 DIY 裝機，應有盡有。你可以挑選一套系統，他們會幫你當場組裝好。

裝完之後，他們會給你一份軟件菜單，你選好之後，不一會兒就會拿到一張量身定製的光盤，裡面包含你要的所有軟件套裝——Windows、Office、Photoshop——連同序列號放在根目錄的一個文本文件裡，有時還會額外送上幾部盜版電影。整個套餐只要 100 元人民幣，當時摺合約 12 美元。

我們一次次在會議上向政府官員陳情。在一次次漫長的宴請和無數杯白酒的碰杯中，我們談合作、談創新、談知識產權的價值。但得到的回應始終如一：政府總是以貧困為由，聲稱買不起正版軟件，而他們自己卻一邊坐著黑色奔馳，一邊在高端法拉利展廳樓上的豪華餐廳裡大快朵頤。

最終，一些官員開始更加坦率地表達態度：「我們不認同你們所謂的知識產權概念，」他們對我們說，「我們認為知識應該被傳播和共享。」

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高尚的理念——開源倡導者也有類似的觀點——但在現實中，這只是為抄襲和轉售我們的成果而不給任何報酬的一種合理化藉口。

在 Windows（後來是 Office）中，我們逐步引入了更強的「反盜版」措施，但很快發現，用戶只是轉而使用更容易被破解的舊版本軟件——這些版本不僅更容易盜版，也更容易被黑客攻擊。我們在發佈前會提前向政府展示設計和相關計劃，但依然遭遇來自政府的強烈抵制。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的「做法」不符合市場需求——比如一個簡單的註冊嚮導程序。

於是你會看到，在機場的航班信息屏幕上，彈出的卻是「未註冊 Windows」的警告。我的超市收銀臺上運行的仍然是發佈十年後的 Windows XP，只因為不願為新版本付費。PC 廠商開始出貨時不再預裝 Windows，甚至公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遵守美國的反壟斷法。

而且，問題遠不止軟件。美國和歐洲的各行各業公司——包括製藥、時尚、出版——都面臨著類似的困境。我還記得曾參觀上海郊外的大型製藥工廠。科技圈的人可能對富士康和設備製造商比較熟悉，但製藥行業的規模其實更大。官方說這些工廠是為西方公司生產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其中一部分產品會被轉售到本地市場，而研發這些產品的企業卻得不到任何回報。

甚至連消費品也未能倖免。有一次我和微軟中國的同事在雨中徒步，我注意到他們每個人都穿著和我一樣的北面（North Face）夾克。但當我的衣服還能保持乾爽時，他們的卻早已溼透——原來他們穿的是仿品，在同樣的工廠製造，印著一模一樣的標誌，卻用了劣質的材料。

我曾深信我們可以在中國找到一條成功之路。我支持擴大本地研發，到處演講，帶團隊擴張，並始終抱著希望，認為我們能像在日本那樣，最終取得艱難但真正的成功。但隨著時間推移，我逐漸意識到：妥協永無止境，而真正可持續的長期商業模式，根本不存在。

我們並不孤單，谷歌退出了中國，Meta 幾乎被完全封鎖。即使在雲計算和訂閱軟件這種更難被盜版的時代，微軟來自中國的收入仍然不到全球總收入的 1%。即便是蘋果——在中國為數不多的美國成功案例之一——也面臨著政府幹預和本地競爭的巨大壓力。像福特這樣的汽車製造商已經撤回市場，寶馬和大眾的市場份額也僅為幾年前的一半。

談到公平貿易時，人們很容易關注關稅。關稅是顯而易見的、可量化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方便。但在中國，關稅遠不是最大的障礙。真正的挑戰更加難以衡量：軟性限制、監管迷宮、文化差異，以及公平和財產權的不斷變化的定義。

是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保護主義形式——包括美國。歐盟與美國科技公司的關係也充滿摩擦。但在過去幾十年裡，我們已經在許多地區找到了解決辦法。而在中國，經過 25 年的努力，我們仍在等待技術行業在這裡運營的實質性突破。

所以，當我們討論國際貿易時，不要只停留在關稅上。真正的故事——尤其是在中國——要複雜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