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軟件與數字共有地

撰文：Birkinbine、Benjamin

編譯：Tiao，LXDAO

譯者前言：

偶然看到這本書，後來在 Trent Van Epps 談論協議公會（Protocol Guild）的視頻中看到他也在提這本書，並採用書裡的框架去講述協議公會在做的事。那我想應該是開卷有益的，祝你不虛此行。

本文是 Incorporating the Digital Commons: Corporate Involvement in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一書第一章的前兩節。

2012 年 3 月，Linux 基金會發布了一份名為《Linux 內核開發：速度多快，是誰在做，他們在做什麼，以及誰在資助》（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How Fast it is Going, Who is Doing It,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o is Sponsoring It）的報告。內核（Kernel）是操作系統中促進計算機硬件和軟件之間溝通的一個重要部分，而 Linux 內核開發項目被認為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合作軟件項目之一」（Linux 基金會，2012：1）。除了對內核開發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的技術概述之外，作者還在報告的重點部分做了一個有趣的說明：微軟是內核的 20 大貢獻者之一。這是微軟首次成為內核的頂級貢獻者，但在前 20 大貢獻者中，它並不是唯一一家公司（譯註：譯文沒有對 Corporate 和 Company 進行區分，有時譯為「公司」有時譯為「企業」）。其他公司貢獻者包括英特爾、IBM、谷歌、德州儀器、思科、惠普和三星等。Linux 操作系統是一種允許用戶自由學習、使用、複製、修改、改編或分發的自由與開源軟件（Free (Libr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LOSS）。那麼，為什麼大公司會直接為一個 FLOSS 項目做貢獻，但該項目好像並不會直接為公司的利潤做貢獻？當考慮到許多為內核做出貢獻的公司不僅在信息技術市場上彼此競爭，且像微軟和谷歌這樣的公司還直接與 Linux 在操作系統市場上競爭時，這個問題就更令人好奇了。

事實上，微軟首席運營官 Steve Ballmer 曾這樣描述 Linux：「從知識產權來說，是附著在它所觸及的一切事物上的癌」（Greene，2001）。鮑爾默指的是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NU GPL），這是最常用的自由軟件許可證。對於受 GPL 許可證保護的軟件，GPL 授予用戶學習、使用、複製、修改或按自己意願改編的權利。此外，用戶還獲得了重新分發軟件的權利，甚至可能對修改後的版本收費，只要分發者不對 GPL 授予的權利加以更多限制。GPL 並不禁止公司修改自由軟件或對修改後的版本收費，但公司必須將自由軟件的權利繼續授予其終端用戶。Ballmer 的這番話暗示自由軟件與商業軟件公司是對立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微軟和其他商業軟件公司就沒有為最大的開源項目之一直接做貢獻的動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Ballmer 在 2001 年 6 月 1 日對 Linux 發表上述譴責。僅僅 27 天后，即 2001 年 6 月 28 日，美國司法部就因微軟違反《謝爾曼反壟斷法》的壟斷行為對其定罪，主要是因為微軟將其網際網路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捆綁在 Windows 操作系統中，迅速擴大了它在網絡瀏覽器市場中的份額。然而，自 2001 年以來，微軟對 Linux 和開源的立場發生了顯著變化，入選 2012 年 Linux 內核 20 大貢獻者就是明證。2012 年，微軟還成立了微軟開放技術公司（Microsoft Open Technologies, Inc.），這是它的全資子公司，專門致力於促進微軟與非微軟技術之間的互操作性，同時推廣開放標準和開源。在這 12 年間，微軟究竟經歷了何種變化，以至於如此徹底地重新定位它與 FLOSS 的關係？

微軟不是獨例。實際上，自 2007-2008 年左右，企業們對 FLOSS 項目的參與就不斷增加。表 1.1 列出了 2017 年為 Linux 內核 4.8-4.13 版本貢獻了代碼的公司。當年的內核開發年報確認共有 225 家公司為該項目做出了貢獻。雖然 Linux 內核只是眾多公司貢獻 FLOSS 項目的一個例子，但也存在其他類似案例。這引出一個問題：是什麼促使這些公司為 FLOSS 項目做貢獻？他們又是如何為 FLOSS 項目做貢獻的？FLOSS 開發者社區如何協調公司們對其項目的介入？FLOSS 開發者社區是否有辦法應對公司對其項目的不受歡迎的影響或干預？

表 1.1 為 Linux 內核做出貢獻的前幾名公司

1.1. 本書的論點與結構

本書的總體目的是研究 FLOSS 社區與營利性公司之間看似矛盾的關係。我採用批判性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探討 FLOSS 開發者社區與贊助 FLOSS 項目或挪用（Appropriate）FLOSS 勞動者的軟件產出的公司間的權力動態。畢竟，FLOSS 產品及其生產過程已被廣泛稱讚為可以為用戶和貢獻者帶來更大自由和自治的革命性變化 (Benkler, 2006; Raymond, 2000; Stallman, 2002)。我的項目通過平衡這些說法來介入這些辯論。我將技術定位為社會鬥爭的場所，並在將基於共有地（Commons-based）的大眾生產（Peer Production）置於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以說明它與資本主義生產如何互相影響。為此，我展示 FLOSS 和基於共有地的大眾生產帶來的所謂革命性變化如何被納入企業戰略和企業結構。

此處的核心論點是，自由與開源軟件辯證地處於資本與共有地之間。一方面，程序員群體正致力於創造可供他人訪問、使用和改編的軟件，使其成為數字共有地。通過這種迭代式的軟件開發，軟件生產的速度和規模都得到提高。這代表了一種良性循環，即軟件程序員聯合體積極為社區做出貢獻，而社區則聲稱對 FLOSS 項目擁有集體所有權。因此，FLOSS 程序員可以被視為共有者（Commoners），因為他們始終致力於確保基於共有地的軟件項目的再生產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面，資本試圖捕獲 FLOSS 社區生產的價值。這包括利用 FLOSS 的生產過程（即集體勞動，或基於共有地的大眾生產力），以及將產品（即特定的 FLOSS 項目）商品化。後者能夠為 FLOSS 社區中協作生產的商業化利用提供基礎。

這並不是說自由軟件的共有者們和資本主義公司的目標總是相對立。研究人員已經證明，自由與開源軟件（FLOSS）項目的商業贊助往往會使這些項目更容易吸引開發者，從而確保項目的長期存續（Santos, Kuk, Kon, 和 Pearson, 2013）。然而，我們也有關係破裂的例子，特別是當涉及到資本對數字共有地等共同擁有的資源進行不受歡迎的侵佔時。在這種情況下，FLOSS 社區的利益與贊助商的利益發生分歧，雙方的關係變得對立起來。FLOSS 社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要確保其數字共有地持續活躍，而且還要確保項目維持最初使其得以發展的社區意識。

那麼，如何協商數字共有地與資本對項目的意外入侵之間的關係？需要考慮多種因素，而隨後的章節將提供實證證據，以說明這些動態關係被如何展現。

一般而言，共有地（Commons），更具體地說，數字共有地（Digital Commons），可以被理解為資本主義內部湧現的另一種價值體系。有時，共有地價值循環會與資本積累循環相交叉。因此，辯證地理解自由軟件與資本之間的關係有助於解釋這兩種按照不同邏輯運作的力量間的矛盾。第 2 章通過借鑑資本主義、數字勞動和共有地理論，更具體地概述了這些差異；在其中我的目的是通過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納入共有地的理論中，發展數字共有地的批判理論。

在第 3-5 章中，我提供了三個詳細的案例研究，從不同方面展示 FLOSS 社區與企業之間的動態關係。我將企業參與 FLOSS 的討論分為三個主題領域，每個案例研究都是該主題下的典例。這三個主題是過程（Processes）、產品（Products）和政治（Politics）。綜合來看，這三個案例研究體現了公司參與 FLOSS 項目的一般趨勢。此外，每個案例研究都提供了對這些動態複雜性的細微理解，並允許對這些關係中固有的一些矛盾進行詳細解讀。

首先，第 3 章關注微軟公司與 FLOSS 的曲折關係。這種關係表明，FLOSS 的生產過程有效地開創了工業軟件生產的新時代。雖然其他公司也表現出與 FLOSS 社區合作的意願，但微軟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個人計算軟件市場的主導地位使其成了解軟件生產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一個重要案例。這裡的主要歷史事件是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裁決，它標誌著主要由一家公司完成軟件生產並試圖排除其他公司訪問產品代碼的時代的終結。事實上，微軟反壟斷裁決中的一項同意令（Consent Decrees）就是要求微軟向第三方提供訪問其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plication Drogramming Interfaces, API）的權限。這與微軟早先的做法大相徑庭，當時它是通過反競爭的商業行為崛起的。

20 世紀 90 年代，在微軟主導軟件市場並最終被判定違反反壟斷法時，其他軟件公司也在想方設法將 FLOSS 產品轉化為成功的商業產品。我在第 4 章中對紅帽公司（Red Hat, Inc）的分析，說明了 FLOSS 產品是如何被納入一家商業公司的整體業務戰略的。紅帽公司仍然是最大的、也是唯一一家提供完全基於自由軟件去提供軟件和服務的上市公司。因此，紅帽公司無法依靠傳統的版權保護來阻止他人使用其軟件的源代碼。所以，我在對紅帽公司的分析中探討了它如何在自由軟件的基礎上創建盈利性業務。

最後，第 5 章中的第三個案例研究關注 FLOSS 社區如何應對公司對其項目施加的不受歡迎的影響。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曾是 FLOSS 項目的重要贊助商，但後來被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oration）收購，而後者對這些項目有不同的計劃。在這一章中，我重點介紹了 OpenSolaris 操作系統、MySQL 關係數據庫管理系統和 OpenOffice 辦公軟件這三個項目的不同命運，以及參與這些項目的社區如何抵制甲骨文公司對其項目的侵蝕。實際上，這個案例研究說明了在 FLOSS 社區與公司協商邊界時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同時也展示了 FLOSS 社區可以用來保護其項目的一些策略。

在這篇導言的其餘部分，我將提供更多背景資料以幫助理解 FLOSS 的重要性。這包括將 FLOSS 置於歷史情境和更廣泛的共有地討論中，還包括一般的軟件開發以及 FLOSS 歷史中的一些關鍵時刻。在這些部分中，我還將介紹貫穿全書的一些術語，希望能有助於避免概念混淆。之後，我將討論 FLOSS 的文化意義。最後，我介紹了當前研究的方法論。已經熟悉 FLOSS 的歷史及其特徵的讀者可以直接跳到下一章，或本章末尾關於方法論的說明部分。

1.2. 定位自由與開源軟件

儘管自由軟件社區和開源社區相互關聯，且在某些情況下並不相互排斥，但它們各有其鮮明特點，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依照每個運動底層的精神實質來描述它們。為了將 FLOSS 的出現置於計算機和軟件產業發展的背景中，下文將簡要介紹這些產業的歷史。討論結束後，我將重點介紹與 FLOSS 相關的兩位關鍵人物——Richard Stallman 和 Linus Torvalds——以及他們身處的歷史情境。他們分別代表自由軟件和開源運動。

1.2.1. 追溯自由與開源軟件的歷史

在使用機器處理信息或計算數字上的差異之前，這些工作都由人工完成。但人類的計算有時容易出錯。為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1822 年在劍橋大學工作的哲學家兼數學家 Charles Babbage（查爾斯·巴貝奇）提出，「只有通過機械製造表格，才能消除這種錯誤」（Gleick，2011: 95）。基於此巴貝奇提出了「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它以機械方式進行常規計算，可以說是我們今天熟悉的現代計算機的起源。後來，巴貝奇擴展了他的想法，計劃製造一種新型機器，該機器能夠被可編程和存儲的指令控制，以方便操作。這個迭代被稱為「分析機（Analytical Engine）」，但這仍然只是提供了實現這種過程所必要的硬件或機制。然而，這種硬件需要結合軟件去發揮作用。

可以說，軟件的想法起源於 Augusta Ada Byron King，即洛夫萊斯伯爵夫人 ，簡稱 Ada Lovelace（阿達·洛夫萊斯）。1843 年，她提出， 巴貝奇的「分析機」除了能進行數字計算之外，還可以執行一系列其它操作。通過對兩個事物之間的差異進行抽象，洛夫萊斯認為，可以對分析機編程，使其執行依賴於符號和意義的運算，而這些符號和意義又能被機器理解。儘管洛夫萊斯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她的想法實現，但她發展了「軟件」的想法，被譽為第一位程序員。

儘管巴貝奇和洛夫萊斯被視為發展了現代計算機和軟件思想的先驅，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開始真正建造這類機器。計算機科學和信息論的發展——例如庫爾特·哥德爾（Kurt Gödel）的不完備定理、阿蘭·圖靈（Alan Turing）的通用圖靈機（Universal Turing Machine）概念、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的通信的數學理論和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控制論——為這類機器的發展帶來了理論啟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期間、和之後，現代計算機的許多發展成果都被用於軍事目的。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可能是德國用於加密秘密信息的恩尼格瑪密碼機（Enigma machine），以及英國用於破譯這些信息的機電炸彈（Smith，2011 年）。1941 年，德國電氣工程師 Konrad Zuse 製造了 Z3，這被認為是第一臺機電式、可編程、全自動的數字計算機（Zuse，1993 年）。美國第一臺類似的計算機由愛荷華州立大學的 John Atanasoff 在 1942 年研製成功（Copeland，2006 年）。僅僅一年後，英國布萊切利公園的密碼分析人員就開始使用第一臺全功能的電子數字計算機，這臺機器是政府密碼學校（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的一部分。這臺新機器被稱為「巨人」（Colossus），在戰爭期間被用來破譯德國的通信。戰爭結束時，布萊切利公園有 10 臺用於破譯德國通信的「巨人」（Copeland，2006 年）。

在這些最初的里程碑之後，隨著許多早期先驅在戰後開始為學術機構和私營公司工作，現代計算機的發展加速了。在美國，格蕾絲·霍珀（Grace Hopper）在二戰期間作為美國海軍後備役「女子志願急救服務隊」（WAVES）的成員，被分配到哈佛大學船舶計算項目管理局（Bureau of Ships Computation Project）。在那裡，她參與了 IBM 於 1944 年製造的 Mark I 計算機項目。後來，霍珀開始為私人公司工作，她推廣了獨立於機器的編程語言（machine-independent programming languages）的理念。這促成了 1959 年通用商業導向語言（Common 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 COBOL）的開發。此外，是霍珀讓「調試」（debugging）這個詞流行開。「調試」是指從程序中刪除有缺陷的材料或代碼。雖然霍普可能不是這個術語的發明者，但她在哈佛大學的一臺 Mark II 計算機上清除了一隻導致計算機短路的飛蛾，使這個術語廣為人知（Deleris，2006 年）。

20 世紀 60 年代，微處理器的出現大大降低了計算成本。因此，業餘程序員和計算機愛好者社區在隨後幾年開始嘗試使用這項技術。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在 1975 年，Gordon French 和 Fred Moore 在加州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社區計算機中心創立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為業餘愛好者們提供了一個開放的論壇，讓人們可以就個人計算機的構造交換零件和建議，而其目的是讓更多人能夠使用計算機。第 3 章將詳細介紹這個業餘愛好者社區，因為它在微軟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這些業餘愛好者社區，大部分計算機開發都發生在軍隊、學術機構和私營公司中。

最著名的是成立於 1958 年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以及成立於 1970 年的麻省理工學院（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最初發展。當時的程序員使用的是一種名為 Unix 的專利編程語言，其知識產權歸 AT&T 公司所有。Richard Stallman 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程序員，他於 1971 年開始在實驗室工作。Stallman 發現，當他想在官方認可的範圍之外使用 Unix 編程語言時，AT&T 拒絕他訪問代碼。作為抗議，他於 1983 年在計算機公告欄上發佈消息，宣佈他正在開發一種基於 Unix 的語言，這種語言將免費提供給其他人隨意使用。1985 年，Stallman 發表了《GNU 宣言》（The GNU Manifesto），其中概述了他的新項目的目標、開發該項目的原因，以及該項目旨在反擊的對象。這一編程語言名為「GNU」，是「Gnu's Not Unix」的遞歸式首字母縮寫。除編程語言外，Stallman 還開發了 GNU 公共許可證（GNU Public License, GPL），其中規定任何人都可以免費獲取源代碼，使用 GPL 的人也同意自己的貢獻具有同樣程度的可用性。這將確保計算機程序員可以自由地相互分享工作成果，從而創造出一種共有地形式的財產，與其它專有和封閉的同類產品相對立。

Stallman 成為反對專有軟件運動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獲取源代碼是一項基本權利，並希望其他人也能相信這一點。他在一個著名的論斷中總結了這一觀點：「是自由中（Freedom）的自由，而不是免費啤酒（Free beer）中的自由」，從而將自由軟件定位為一種道德權利（Stallman, 2002）。自由軟件的定義規定，「用戶擁有運行、複製、分發、研究、更改和改進軟件的自由」（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2012）。隨著自由軟件的原則逐漸走出美國國界，其他人試圖通過使用法文術語 libre 而不是 Gratis 來減少對英文術語 Free 的混淆。Stallman 成立了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以推動他反對專有軟件的運動，他是一位充滿激情的反文化人物，繼續支持著自由軟件的哲學。

人們普遍認為 Stallman 是自由軟件運動的領軍人物，而開源軟件（Open Source Software）通常與 Linus Torvalds 聯繫在一起。Torvalds 和 Stallman 的故事在許多方面相像，但在哲學上有所不同。20 世紀 80 年代，自由軟件項目開始發展，但規模普遍較小。當時，自由軟件還沒有找到在更大範圍內協作的方式。Torvalds 希望為開源操作系統開發內核。他沒有依靠眾多各自工作的程序員完成這項任務，而是發佈了他的項目源代碼，並將其命名為「Linux」，這是他的名字 Linus 和他使用的編程語言 Minix（本身是 AT&T 的 Unix 衍生的簡化版本）合成的詞。Torvalds 鼓勵任何對這個項目感興趣的人去做貢獻，只要他們將自己的工作向社區公佈，這樣其他人就可以逐步完成內核。事實證明，這個項目是成功的，並最終促成了開源操作系統 Linux 的誕生。通過要求那些正在編寫代碼的人發佈他們的工作成果（無論改動看起來有多小），這一大規模的編程項目得以完成協調。這樣做的理由是，協調的努力可以減少冗餘工作的量，就如這句被 Eric Raymond 稱作是「林納斯定律（Linus’s Law）」（Raymond，2000 年）的格言：「眾目睽睽下，一切錯誤都膚淺」。

在如何看待自由軟件與專有軟件之間的關係方面，Stallman 和 Torvalds 的觀點有所不同。在反對專有軟件方面，Stallman 傾向於採取對抗的態度，而 Torvalds 則不那麼強烈。Williams (2002) 描述了 1996 年某次會議上的一個決定性時刻：Stallman 和 Torvalds 一起出現在一個討論小組中。Torvalds 對微軟所做的工作表示欽佩，並認為自由軟件倡導者可以與公司們合作。這樣的建議通常被視為禁忌，因為 Stallman 在編程社區中備受推崇，而自由軟件基金會通常對專有軟件公司採取非常強硬的立場。Powell (2012) 對自由軟件與開源之間的區別作了類似的闡述：

「開源軟件作為一種工業流程，是在自由軟件開發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它偏離了自由軟件開發文化對共享和維護知識共有地的價值的政治關注，而是側重於開源軟件生產流程的效率」（692）。

因此，1996 年大會上的這一時刻標誌著一個分水嶺：自由軟件運動的狂熱稍稍解凍，因為 Torvalds 開始代表一種更加自由（Iiberal）的自由軟件。我這裡所說的「liberal」是字面上的含義，而不是指特定的政治立場；這個詞應被理解為對新觀點或新行為持開放態度，同時願意放棄傳統價值觀。從這個角度看，Linus 對微軟所做的工作表示支持也是在表明他願意與微軟（或其他商業公司）合作，只為生產出最好的軟件，而不是堅持 Stallman 和自由軟件基金會的反企業立場。

總之，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哲學立場來理解自由軟件和開源運動。Stallman 和自由軟件倡導者們傾向於提出反對支持專有軟件的道德主張，而 Torvalds 和開源支持者們則傾向於採取更加自由和包容的立場。雖然 Stallman 和 Torvalds 被用來說明自由軟件社區和開源社區間的差異，但不應將他們視為相互排斥的社區，也不應將他們視為整個自由軟件和開源社區的代表。自由和開源軟件社區的一個特點是，儘管整個社區一致認為軟件應該免費供用戶研究、修改、改編或定製，但其成員往往會激烈地捍衛自己喜歡的自由軟件項目，同時嘲笑其他軟件項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向其他人表明了他們的忠誠所在，並在更大的自由和開源軟件社區下的小眾（Niche）社區內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本項目不太關注這些群體內部的裂痕，而是關注該群體與依賴其勞動的企業之間的關係。為此，我們使用「自由與開源軟件（Free (Libr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或「FLOSS」來指代整個社區。

1.2.2. 自由與開源軟件：無聲與無處不在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FLOSS 已被證明是一種高效且有效的軟件生產方式。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在日常計算活動中大多數人都依賴著 FLOSS，因為它為互聯網的運行提供了重要基礎設施。以本章引言中討論過的 Linux 內核為例，我們可以窺見一些 FLOSS 項目的規模和範圍。1991 年首次發佈時，Linux 內核約有 10000 行代碼。Linux 內核 4.13 版本於 2017 年 9 月發佈，擁有近 2500 萬行代碼，由近 1700 名開發人員和 225 家公司共同完成（Corbet and Kroah-Hartman, 2017: 11）。此外，Linux 操作系統已被廣泛使用。例如，在超級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上，Linux（或其他源自 Linux 的操作系統）佔據了 100% 的市場份額（Top500.org，2018a）。這些世界上功能最強大的計算機全部依賴 Linux 或基於 Linux 的操作系統。其中包括美國能源部在田納西州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超級計算機，在撰寫本報告時，該實驗室擁有世界上速度最快、功能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Top500.org，2018b）。雖然 Linux 在個人桌面計算機市場上的份額尚小，但該操作系統已被定製和用於各種場合。

在美國，Linux 被用於高級軍事行動。例如，美國海軍宣佈，其耗資 35 億美元建造的驅逐艦「朱姆沃爾特號」（USS Zumwalt）被描述為「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水面艦艇」，它將有效地充當武裝浮動數據中心，配備運行著各種 Linux 發行版和 600 多萬行代碼的服務器硬件（Mizokami，2017；Gallagher，2013）。此外，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空間運行計算經理 Keith Chuvala 所說，國際空間站從 Windows 操作系統轉向了 Debian Linux，因為他們想擁有「......一個穩定可靠的操作系統——能讓我們進行內部控制」（Bridgewater，2013 年）。

事實上，Linux 和及其衍生系統也為一些最著名的科技公司提供了重要組件，這在本章開頭已有簡要討論。儘管在後續章節中我只對幾家公司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類似的有趣案例，以說明企業和 FLOSS 社區間的不同動態。因此要提一下，此處的幾個著名案例只是為了強調 Linux 的無處不在。例如，谷歌的 Android 操作系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移動平臺之一，它就是基於 Linux 內核。不過，安卓操作系統的某些關鍵組件仍為谷歌專有（見 Amadeo，2018）。除谷歌外，Canonical 等其他公司也依靠 Linux 去創建定製的操作系統發行版。Canonical 生產的 Ubuntu 是目前使用最廣泛的 Linux 發行版之一。

Linux 已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廣泛應用。一些國家開發了符合自身特定需求的 Linux 版本，有些城市甚至立法要求優先使用 Linux 操作系統。例如，在 1999 至 2001 年間，巴西的四個城市——安帕羅、索洛諾波爾、累西腓和裡貝朗皮雷斯——通過法律要求政府機構使用或優先使用 Linux。這一決策主要是基於經濟考慮，因為據報道，巴西在 1999 至 2004 年間向微軟支付了近 10 億美元的軟件許可費。轉向自由和開源軟件後，巴西預計每年可節約約 1.2 億美元。在支持自由軟件方面，巴西仍是較為進步的國家之一。在巴西，許多與自由和開源軟件相關的政策和倡議都是由社會行動者社區推動的，他們能夠影響決策過程，制定與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相反的政策。在 2011 年的一篇精彩文章中，Shaw 將這些行動者們稱為「叛亂專家（Insurgent Experts）」。

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採取了類似的支持自由軟件的措施——從教育系統中淘汰專有軟件。據估計，這一舉措每年為該邦節省約 5800 萬美元。德國慕尼黑市開發了當地版本的 LiMux（Linux 在 Munich），並在 2017 年之前將其作為 15000 名市政官員的操作系統。中國國防科技大學也開發了基於 Linux 的 Kylin 操作系統。此外，「每個孩子一臺筆記本電腦（One Laptop Per Child）」項目所使用的電腦採用了基於 Fedora 的自由與開源操作系統。Fedora 是由紅帽公司贊助的自由軟件項目，我們將在第 4 章談論它們。

除了 Linux 的廣泛使用，開源原則也被應用到信息技術之外的領域。例如，開源硬件（見 Söderberg，2011 年）可以增加人們獲得實物商品的機會，如傢俱、樂器、建築材料和風力渦輪機等。這些項目對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尤其有吸引力，因為這些地區的信息、商品和服務獲取可能受限。開源生態（Open Source Ecology）是該領域中較為雄心勃勃的一個項目，提供了「開源文明藍圖」，幷包含使用回收或低成本材料建造工業機器的指南。雖然這只是一個出彩的例子，但它展示了將開源原則應用於整個生活方式而不僅是信息技術的樂觀精神和創造力。然而，這些項目的核心價值觀並不一定源於開源軟件。相反，開放、共享、互助、尊重和友善等文化價值是建設社區的基礎價值理念。當這些原則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應用時，就會帶來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尤其是當這些原則與環境和生態保護實踐聯繫在一起時。但只有在不鼓勵或很少鼓勵重視它們的系統中，這些原則才會成為激進的主張。

儘管 FLOSS 社區是一個社會技術系統，但 FLOSS 愛好者也通過全球的 Linux 用戶組網絡（Linux User Groups, LUGs）進行面對面合作。LUG 會定期舉行會議，以推廣 FLOSS、幫助新用戶安裝 FLOSS、解決使用中遇到的問題、或僅僅是為了結識其他愛好者。這些群體中的社會聯繫以他們對技術的共同興趣為媒介。由於社區成員因共同的技術熱情而聚集，她們的文化實踐依賴於相互連接的網絡技術，並得到這些技術的支持。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入網絡，這些社區中的新參與者的貢獻機會也隨之增加。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在互聯網中展開——在網上工作、與朋友和同事交流、閱讀新聞、觀看影視、聽音樂等。當我們連接到互聯網並訪問網站時，信息請求會通過一個由相互連接的服務器組成的網絡相繼中轉轉發，這些服務器會促進網絡上其他客戶端之間的通信。運行這些服務器的操作系統越來越多地採用 FLOSS 項目，如 Linux 或 FreeBSD，但微軟也設計服務器軟件。這是另一個 FLOSS 項目與微軟等專利公司競爭的例子。因此，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連接互聯網的能力可能部分取決於 FLOSS 項目與專有軟件協作的能力。這進一步表明，我們有必要了解專有軟件和 FLOSS 項目的合作方式，以及當這些關係破裂時會發生什麼。對這些關係中存在的動態進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他人在線上聯繫的能力是由哪些因素促成，又受到哪些因素制約。

這些例子說明，Linux 以及更廣泛的 FLOSS 已不僅是計算機愛好者社區使用的工具。它在全球各種高層次環境中的廣泛應用和持續增長，證明了 FLOSS 生產模式的力量及其產品的有效性。隨著 FLOSS 被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各種場合，瞭解企業、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機構參與 FLOSS 項目的方式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FLOSS 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這不僅是因為它越來越普遍，還因為人們對其產品和生產過程的特性的主張——民主、平等和非市場。這正是這本書試圖為這些辯論做出貢獻的角度。

1.2.3. FLOSS 與黑客文化

近來，「黑客」一詞常帶有負面含義，但它通常指的是那些「擺弄（Tinkers）」或改變技術以創造新事物的人。Steven Levy 在 1984 年概述了黑客倫理的原則，他認為計算機還可以用於創造性目的，黑客的評價應基於工作質量而非性別、種族、民族等其他特徵，而且掌握黑客技能是成為黑客的先決條件。最後一點看似顯而易見，但要進行黑客活動，必須接觸到相關技術，即源代碼。換句話說，不允許擺弄的、封閉的、專有的技術可能被視為是不公正的。

事實上，面對封閉、專有或以其他方式保護的技術時，黑客可能會試圖規避或消除這些限制。有時這麼做是為了證明信息安全方面的觀點，或是向他人發出信號，展示其黑客行為的複雜性。這種發出信號的動機在開源軟件社區中也得到了認可（Lakhani 和 Wolf，2005 年），特別是因為 FLOSS 程序員對重新混合、修改、改編或從給定產品中創造出新東西很感興趣。同樣的信號動機也被用來闡釋程序員為什麼要為 FLOSS 項目做出貢獻。Lakhani 和 Wolf（2005 年）解釋說，信號至少可以發生在幾個層面上。在個人層面上，一個黑客可以通過黑客行為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技能。黑客還可能利用這種信號向潛在僱主傳達自己的技能，以獲得有償工作。如果能在更廣泛的社區中獲得認可，有效地完成某些編程任務，就能為自己帶來來自於尋找特定技能的公司的、更多的工作機會。

然而，黑客群體之間會發出另一種信號。黑客團體或集體可能通過關閉網站或以其他方式擾亂服務，以向他人展示其實力。這通常是出於競爭精神，但也可能是受某種意識形態的明確驅動。例如，在敘利亞就有以國家為基礎的黑客組織，親敘利亞政府的黑客組織「敘利亞電子軍」（Syrian Electronic Army）與親叛軍的黑客組織「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展開了黑客大戰（Fitzpatrick 2012 年）。在這種情況下，黑客團體戰略性地攻擊對手的網站，以顯示其運動的力量。

在一項對自我認同為黑客的群體進行的調查中，受訪者稱他們為 FLOSS 開發做出貢獻的主要動機是渴望挑戰自我和從事創造性工作。這似乎支持了 Levy（1984 年）所認為的黑客倫理的主要原則：創造性和美學。Weber（2004 年）的調查還發現其他動機，包括認為所有軟件都應該是自由（Free）的，這與 Richard Stallman 和自由軟件基金會的理念相呼應。Weber 的結論是，動機多種多樣，這些調查結果應當被置於適當的情境中。例如，許多 FLOSS 開發的貢獻者並不公開自己的身份或任何機構隸屬關係。事實上，查看一下參與 Linux 內核開發的用戶的貢獻者文件就會發現，大多數貢獻者都被列入了「未知」類別。這意味著 FLOSS 社區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選擇不去進行自我識別。因此，對於任何聲稱代表整個 FLOSS 社區的調查結果，我們都必須持一定的懷疑態度。

對於理解黑客和 FLOSS 貢獻者的動機而言，信號和創造力無疑是重要因素；但我個人認為，對於自由軟件和 FLOSS 生產的文化意義來說，Christopher Kelty 的研究最有力。Kelty（2008 年）將自由軟件定位為遞歸公眾（Recursive Public），他將其定義為：

「一種公眾。它極其關心對其作為公眾的物質和實踐——技術、法律、實踐和概念手段——的維護與改進；它是一個獨立於其他形式既定權力的集體，能夠通過生產實際存在的替代方案來向現有的權力形式發聲。」（Kelty, 2008: 3）。

換句話說，在積極為 FLOSS 項目做貢獻的過程中，FLOSS 程序員也在積極創造、重構、或再生產那些使他們的活動得以開展的基礎設施。這與其他將共有地視作一種過程或一種生成（A way of becoming）的理論有概念上的聯繫（Dyer-Witheford，2006；Linebaugh，2008；Singh，2017）。同樣，Rossiter 和 Zehle（2013 年）也認為，共有地並不純粹是「作為一種脆弱的遺產而被給予保護」，以防止被圈佔，而是必須被積極構建。FLOSS 社區以代碼的形式積極生產數字共有地，並在允許用戶使用代碼併為自身目的改編它的知識產權許可證下進行生產和獲得許可。這些可供選擇的知識產權許可證有許多不同形式。最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Copyleft 許可證是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其他著名的例子還有「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許可證，它允許在創作者設定的條件下對受保護的財產進行不同程度的使用。例如，用戶可以免費提供自己的創作，並允許他人使用，條件是這些用戶必須註明原作者。

Kelty（2008）進一步聲稱，FLOSS 程序員「並不是從意識形態開始，而是通過參與創建自由軟件及其衍生品的實踐來接觸到這些意識形態」（7-8）。Coleman（2004）在提到 FLOSS 的「政治不可知論（Political Agnosticism）」時也表達了類似觀點。這種不可知論中的複雜力量源於對特定政治立場的從外部出發的否定，儘管「政治否定是通過對言論自由原則的重新闡述而在文化上進行，這種文化定位受到計算機技術的影響，並從外部表達，因而構成黑客價值觀」（Coleman, 2004: 509）。Coleman 繼續解釋說，FLOSS 社區倡導的道德哲學核心是「致力於阻止對於他人自由的限制」（509）。這種開放的功利主義倫理是 FLOSS 程序員繼續構建最先進計算機程序所必需的，因為正是對軟件進行修改、調整和改進的能力使軟件開發中的創新成為可能。

這些原則以及對特定政治立場的外在否認，在一定程度上是 FLOSS 社區能夠吸引如此龐大的群體的原因。當然，這並不是說 FLOSS 社區的所有成員都拒絕接受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Eben Moglen（2003 年）的「網絡共產黨宣言（dotCommunist Manifesto）」就發起了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論戰。事實上，他在宣言的最後提出了為「自由言論、自由知識和自由技術」而鬥爭的七項原則，並在最後說明了這場鬥爭將怎樣帶來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譯註：引用的 Moglen 的話來自於這裡的譯文）：

1、廢除一切形式的對於思想和知識的私有產權。

2、取消一切排他性使用電磁波段的許可證、特權及權利。廢除一切永久性佔有電磁頻率通路的權利。

3、發展能夠使人人實現平等交流的電磁頻譜設施。

4、發展社會公共性的計算機程序，並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軟件包括其「基因信息」，即源代碼成為公共物品。

5、充分尊重包括技術言論在內的所有言論的自由。

6、保護創造性勞動的尊嚴。

7、實現在公共教育體系的一切領域，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自由地獲取公眾創造的信息和所有的教育資源。

我們要通過以上以及其他措施，發動一場解放人類觀念的革命。我們要推翻當前的知識產權體系，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公正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同時就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Moglen, 2003)

同樣，Dmitry Kleiner（2010 年）的《電信共產黨宣言》（Telekomunist Manifesto）概述了發展網絡工人階級政治的建議。他的風險共產主義（Venture Communism）和「Copyfarleft」（譯註：雖然 Copyleft 高效地創建了軟件的共有地，但要實現文化作品的共有地則需要 Copyfarleft，這是一種自由許可證，拒絕向那些將自身資產排除在共有地之外的組織提供免費訪問。）許可證制度為在現有框架內開發替代選項作出了具體建議，但以激進政治為指導。這兩項建議都旨在維護和保護獨立生產者共同擁有的財產，使其免受資本主義剝削或吸納。

因此，從整體上看，FLOSS 社區對軟件生產具有巨大的價值。上文討論的作者，尤其是 Kelty（2008 年）和 Coleman（2004 年；2013 年）的著作，位列於理解 FLOSS 的文化意義以及 FLOSS 社區倫理的最好一批作品。然而，當 FLOSS 社區的特定文化、政治和經濟價值觀與資本積累的循環發生交集時會發生什麼？這仍然是一個緊迫的問題。這也是 Kleiner（2010 年）在提出替代方案時試圖處理的矛盾之一。此外，FLOSS 社區以何種方式去協商並證明同時倡導開放知識和市場成功的雙重立場？Alison Powell（2012；2016；2018）是探索這方面複雜動態的最佳代表。在探討大眾生產（Peer Production）社區的參與者們如何為項目協商相互競爭的道德願景時，Powell（2018）認為她們經常採取「可操作的實用性（Operational Pragmatics）」，以證明各種設計決策的合理性。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參與者會將對開放知識的倡導與市場成功之間的區別混為一談，即使這些區別看起來不相兼容。實際上，兩者都被視為「好的 （Good）」或正當的（Virtuous），在做出相關設計決定時作為「正當性的體制（Regimes of justification）」發揮作用（Powell, 2018: 514）。

那麼，我們如何理解大眾生產社區內部複雜而交織的文化差異談判的方式，以及它們與資本積累循環的交集？如果大眾生產社區想要設計能夠獲得市場成功的產品，那麼他們會不會可能被資本剝削？畢竟，企業對利用 FLOSS 社區的生產力非常感興趣。下一節將討論對公司與 FLOSS 社區間發生聯繫的各種方式的理論化。然而，下一章將從資本主義、數字勞動和共有地的理論出發，更詳細討論具體的動態，同時探索當資本和共有地交叉時，剝削是如何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