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Dalio预警：历史正在重演，我们离全面崩溃还有多远？

作者： Ray Dalio

编译： 深潮 TechFlow

深潮导读： 传奇投资者 Ray Dalio（瑞·达里奥）结合其「大周期」理论，对当前全球动荡局势发出了严厉警告。他详细拆解了社会如何从财富分配不均、财政破产的「第五阶段」滑向冲突爆发的「第六阶段」。本文不仅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更是对当下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诊断。通过对比 1930-1945 年的崩塌，达里奥指出了当前规则失效、极化加剧以及真相丧失等危险信号。

对我来说，观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在看一部我在历史上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观投资人，我押注未来的方式是通过学习历史教训来理解事物运作的底层机制。我发现，现在发生的事情曾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再重复发生，而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对我帮助极大。

我现在正处于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比起为了个人利益而保留这些经验，我更想分享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我在《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原则》（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中描述了导致货币秩序（monetary orders）、国内政治秩序（domestic political orders）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orders）兴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将这一系列事件称为「大周期」（Big Cycle），因为它规模巨大且持续时间长，通常持续约 80 年（即大约一个人的寿命）。

上一次这些秩序崩溃是在 1930 - 1945 年期间，这导致了 1945 年战后货币、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的开始，而这些秩序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在崩溃的那些。我的书中全面描述了可用于识别我们处于「大周期」哪个阶段的症状，以及推动「大周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详细阐述了通常导致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崩溃的过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们可以将实际发生的事件序列与该模板中列出的序列进行对比。

对于读过本书的读者来说，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们正处于从第 5 阶段（现有秩序崩溃前夕）转向第 6 阶段（现有秩序崩溃中）的边缘。

我写那本书的初衷是：1）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导致崩溃的过程并防止其发生；2）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崩溃的伤害。我这么做时意识到，我的解释可能不会对轨迹产生实质性影响。事实也确实没有。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现在显然处于从第 5 阶段（崩溃前）跨越到第 6 阶段（崩溃）的边缘，而做出的选择可能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认为隐藏在现状背后的动态关键点，并明确哪些选择会带来更好或更坏的结果。

为了在这里说明这一点，我现在将简要分享我在《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原则》中所写的与现状最相关的部分，特别是关于第 5 阶段（秩序崩溃前期）如何导致第 6 阶段（秩序崩溃期）的要点。这将允许你将现状与我的「大周期」模板进行比较。需要明确的是，尽管通过实现财务健康所需的财务纪律来修复货币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对于和平解决分歧和民主运作至关重要的、基于规则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能否回归也令人怀疑，但这些改善仍有可能，因为我们尚未完全跨过从第 5 阶段到第 6 阶段的门槛。

以下是书中描绘这一图景的摘录。在分享之后，我将解释五年前我所写的内容如何应用于当前局势（见下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第 5 阶段：当财务状况糟糕且冲突激烈时」

「由于我在第 3 章和第 4 章中全面涵盖了那个周期，我不在这里详细解释。但要理解第 5 阶段，你需要知道它紧随第 3 阶段（和平与繁荣、债务和信贷条件良好）和第 4 阶段（过度和颓废开始带来恶化条件）。这一过程在最困难和最痛苦的阶段——第 6 阶段——达到顶峰，届时国家资金耗尽，通常会出现革命或内战形式的可怕冲突。第 5 阶段是伴随着财务状况恶化而产生的阶层间（interclass）紧张局势达到顶点的时期。不同的领导人、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处理冲突的方式，对国家能否和平地或暴力地进行必要变革有着重大影响。」

「经典的毒性组合」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力量的经典毒性组合由以下因素组成：1）国家及其民众（或州、市）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例如，拥有巨大的债务和非债务义务），2）该实体内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以及 3）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这种交汇通常会导致混乱、冲突，有时甚至是内战。」

「为了拥有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力（productivity）。

平均水平并不像受苦人数的比例及其力量那样重要。」换句话说，当没有广泛的生产力和繁荣时，风险就会上升。

一个成功的关键要素是，所创造的债务和货币被用于产生生产力的提升和有利的投资回报，而不是仅仅被直接分发出去而没有产生生产力和收入的增长。如果只是分发出去而没有产生这些收益，货币将会贬值到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失去购买力的地步。

历史表明，将贷款和支出用于产生广泛生产力提升和投资回报（且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会导致生活水平上升并偿还债务，因此这些是好的政策。」

「历史表明且逻辑证明，在各级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产生生产性发现的研究上进行良好投资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能获得回报（例如，在唐朝和许多其他中国朝代、罗马帝国、倭马亚哈里发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发展计划中），尽管它们的见效周期很长。事实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甚至是那些通过债务融资的改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必要成分，而这些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总是帝国衰落的成分。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可以抵消经典的毒性组合。」 在第 5 阶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所有这些都使得经济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经济冲击可能由于多种原因产生，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流行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它创造了一场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以收入相对于支出、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就是减震器。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的大小是系统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标。」

「当财务问题发生时，它们通常首先冲击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永远不会让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最为重要。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坏。但在通往崩坏的道路上，会有大量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通过对 50 场以上的内战和革命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单一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bankrupt government finances）结合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财务力量时，它就无法在财务上拯救那些它为了维持系统运行而需要拯救的私营实体（正如大多数政府，以美国为首，在 2008 年底所做的那样），它无法购买所需物品，也无法支付报酬让人们去做它需要他们做的事。它失去了权力。」

「处于第 5 阶段的一个经典标记，也是失去借贷和支出能力的领先指标（这是进入第 6 阶段的诱因之一），是政府拥有巨大的赤字，这些赤字创造了比除政府自身央行以外的买家愿意购买的更多的债务。当无法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削减开支，或者当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购买大量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会被激活。更具体地说，当政府耗尽资金（通过巨额赤字、庞大债务且无法获得充足信贷）时，它的选择很有限。它要么大幅增税并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钞，这会使其贬值。那些有权印钞的政府总是会这么做，因为那是一条痛苦小得多的道路，但它会导致投资者逃离正在被印刷的货币和债务。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增税并削减开支，这会导致有钱人逃离该国（或州、市），因为缴纳更多税款并失去服务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这些无法印钞的实体在其选民中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举动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那些地方（城市、州和国家）如果拥有最大的财富差距、最大的债务以及最严重的收入下降，就最有可能发生最剧烈的冲突。有趣的是，在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负担最重且财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城市——例如旧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和纽约市（New York City）等城市，以及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伊利诺伊州（Illinois）、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纽约州（New York）和新泽西州（New Jersey）等州。」

「面对这些条件，支出必须被削减，或者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谁来支付修复这些问题的费用，「有产者」（haves）还是「无产者」（have-nots）？显而易见，不可能是无产者。支出削减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能力支付更多的人征收更多的税，这会增加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风险。但当有产者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用于债务偿还和减少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导致「空心化」（hollowing-out）过程。这正是目前促使人们在美国各州之间迁移的原因。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会加速该过程。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税收周期。」

「历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财富差距和恶劣经济条件时提高税收并削减支出，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成为某种类型内战或革命的领先指标。」

「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

「在混乱和不满中，会出现个性强悍、反精英、声称为普通人奋斗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populists）。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吸引那些觉得自己的诉求未被精英关注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在存在财富和机会差距、感知到来自国内外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威胁、以及身居高位的「建制派精英」（establishment elites）未能有效为大多数人工作时发展起来。当这些条件在普通民众中引发愤怒，促使他们希望拥有政治权力的斗士为他们而战时，民粹主义者就会上台。

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他们比温和派（moderates）极端得多，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感。他们通常是具有对抗性而非协作性，且具有排他性而非包容性。这导致了左翼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不可调和的分歧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在他们领导下发生的革命极端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民粹主义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右翼则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美国和英国则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变革。此外，四个民主国家变成了专制国家。

最近，在美国，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是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变，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受欢迎程度则反映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在许多国家，向民粹主义靠拢的政治运动都在增加。」

「观察民粹主义和极化（polarization）作为标记。民粹主义和极化程度越高，一个国家在第 5 阶段就走得越远，离内战和革命就越近。在第 5 阶段，温和派变成少数派。在第 6 阶段，他们将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

「在第 5 阶段，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会加剧。这是因为，作为一条规律，在困难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刻板的视角（stereotypical ways）将他人视为一个或多个阶层的成员，并将这些阶层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 5 阶段，这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在第 6 阶段，这会变得危险。」

「第 5 阶段的一个经典标记并在第 6 阶段加剧的是对其他阶层人士的妖魔化（demonization），这通常会产生一个或多个「替罪羊」（scapegoat）阶层，他们被普遍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这导致了排挤、监禁或毁灭他们的驱动力，这种情况发生在第 6 阶段。民族、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被妖魔化。这方面最经典、最恐怖的例子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对待，犹太人被指责并因几乎德国所有的难题而受到迫害。

生活在非中国国家的华裔少数族裔在经济和社会压力时期也曾被妖魔化和当作替罪羊。在英国，天主教徒在许多压力时期也被妖魔化和当作替罪羊，例如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English Civil War）。富有的资本家通常会被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视为牺牲穷人利益赚钱的人。妖魔化和寻找替罪羊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典型症状和问题。」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极化、情绪化且带有政治动机，由于媒体扭曲和宣传（propaganda）而不知道什么是真相的情况会增加。」

「在第 5 阶段，参与斗争的人通常与媒体合作，操纵人们的情绪以获得支持并摧毁对手。换句话说，左翼的媒体人加入左翼阵营，右翼的媒体人加入右翼阵营，参与这场肮脏的战斗。媒体变得像私刑执行者（vigilantes）一样疯狂：人们经常在媒体上受到攻击，并实质上被审判和定罪，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被毁掉生活。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举动是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长」（ministers of propaganda）来引导他们。他们制作的媒体明确旨在让民众反对政府视为「国家敌人」的群体。民主运行的英国政府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成立了「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来散播政府宣传，主要的报纸出版商如果配合政府赢得宣传战就会被政府提拔，否则就会被诋毁和惩罚。

革命者在各种出版物中也进行了同样的真相扭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经营的报纸推行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当这些革命者获得权力后，他们在「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期间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贫富差距巨大和民粹主义盛行时期，打击精英的故事往往流行且有利可图，尤其是那些在右倾媒体中打击左倾精英、在左倾媒体中打击右倾精英的故事。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 5 阶段的典型问题，当结合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时，媒体就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武器。」

「规则遵循消退，原始战斗开始」

「当人们激情投身的某种事业对他们来说比决策系统更重要时，该系统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非常清晰且大多数人足够重视并愿意在其中妥协以使其良好运行的情况下才有效。」

「如果这两者都不理想，法律系统就岌岌可危。如果竞争各方不愿尝试保持理性并以文明的方式追求整体福祉——这需要他们放弃某些他们想要且可能在战斗中获胜的东西——来做出决策，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测试各方相对实力的内战。在这一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是游戏规则，手段肮脏是常态。第 5 阶段后期，理性被激情所取代。」

「当胜利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时，不道德的战斗（unethical fighting）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力。当每个人都有为之奋斗的事业且没人能达成共识时，系统就处于内战或革命的边缘。」

「这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在第 5 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统通常被那些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警察系统也会形成——例如殴打他人并夺取其资产的暴徒，以及保护人们免受此类事件影响的保镖。例如，纳粹党在掌权前成立了准军事组织（paramilitary wing），在该党掌权后这成为了官方力量。20 世纪 30 年代短暂存在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和美国的 3K 党（Ku Klux Klan）实际上也是准军事组织。此类案例十分正常，因此请将它们的发展视为进入下一阶段的标记。」

「在第 5 阶段后期，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且变得越来越暴力。因为健康的抗议与革命的开始之间并不总是有一条清晰界线，掌权者往往在如何在允许抗议的同时又不给民众被感知到的反抗系统的自由之间苦苦挣扎。领导者必须妥善处理这些情况。当示威开始跨越到革命时，就会出现一个经典困境。允许抗议自由和镇压抗议对领导者来说都是冒险的路径，因为任何一条路径都可能导致革命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系统。

没有任何系统允许人们推翻该系统——在大多数系统中，这种尝试是叛国罪（treason），通常会被处以死刑。尽管如此，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系统，因此政府和革命者会互相试探底线。当广泛的不满情绪冒泡且掌权者听任其增长时，它可能会沸腾到某种程度，以至于当他们试图盖住它时，它会发生爆炸。第 5 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会积累到高潮，触发暴力战斗，这标志着进入历史学家所盖章的正式内战时期，我在『大周期』中将其定义为第 6 阶段。」

「战斗中有人死亡是一个标记，它几乎肯定标志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该阶段将持续到胜负明确为止。」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如有疑虑，及时撤离（When in doubt, get out）——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情况尚好时离开。」「这通常发生在第 5 阶段后期。历史表明，当情况变糟时，人们想搬到情况没那么糟或更好的地方，而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大门通常会关闭。投资和金钱也是如此，因为国家会在这种时期引入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s）和其他措施。」

「从第 5 阶段（财务状况极差且存在剧烈内外冲突）跨越到第 6 阶段（内战）发生在解决分歧的系统从运作转向不运作时。换句话说，当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彼此施加暴力、且领导层失去控制时，它就发生了。」

「当一个人处于第 5 阶段（就像现在的美国）时，最大的问题是系统在崩溃前能承受多少弯曲（bend）。」「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做他们决定的几乎任何事情，这会产生更多的弯曲，因为人们可以更换领导层，且只能怪罪自己。民主制度也被证明在发生巨大冲突时会崩溃。民主需要共识决策和妥协，这需要大量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在系统内良好合作。这确保了拥有重要选民基础的政党可以得到代表，但就像所有拥有广泛不同观点（甚至可能彼此厌恶）的大型委员会一样，决策系统并不高效。」

2000 多年前，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就非常出色地描述了民主制度是如何崩溃的；它可以被用作描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所以这并非新鲜事。

「民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它们产生的决策是如此碎片化且具有对抗性，以至于效率低下，这会导致糟糕的结果，进而引发由民粹主义独裁者（populist autocrats）领导的革命，这些独裁者代表了大部分希望有一位强大且有能力的领导者来控制混乱并让国家为他们良好运行的民众。」

「同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federalist democracies，如美国）通常会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就各自的相对权力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标记，目前在美国尚未大量出现；一旦发生，将标志着向第六阶段的持续演进。」 显然，到 2026 年，这正在发生，并可能加剧。

「第 5 阶段是一个岔路口，一条路径可能导致内战或革命，另一条路径可能导致和平、且理想状态下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与繁荣的路径是理想路径，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路径需要一位强大的领导者，他有能力激励大多数人「而不是分化他们」，并让他们去做那些艰难的事情来纠正问题，使国家重新强大。这些领导者，即柏拉图（Plato）所说的「仁慈的专制者」（benevolent despots），他们将对立双方聚集在一起，去做那些重新塑造秩序所必需的艰难工作，以便它以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方式运行（即以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高产方式运行）。历史上此类案例极少。第二种类型是「强悍的战士」（strong fighter），他带领国家经历内战或革命的地狱。」

第 6 阶段：内战时期

「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此与其假设「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在经历了长期没有内战的时期后都会有的假设——不如对它们保持警惕，并寻找指示距离有多近的标记。」

「虽然有无数例子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但我选择了 29 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例子，如下表所示。我将这组案例分为导致系统或政权重大变更的（big changes to the system/regime）和未导致变更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非常血腥的内战，但它未能推翻现有的系统或秩序，因此它在表底部的第二组；而那些推翻了系统或秩序的案例则在顶部。这些分类当然是不精确的，但同样，我们不会让不精确阻碍我们看到如果不坚持精确就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些冲突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是按照本节描述的原型方式发生的。」

图注：历史上导致秩序变革的重大冲突案例研究列表

「内战破坏系统并不得不建立新系统的经典例子是 1917 年的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和内战。这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内部秩序，该秩序最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进入第 5 阶段，并导致其试图在系统内进行革命性变革——即所谓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意为重组）——但失败了，随后在 1991 年发生了苏联秩序的崩溃。共产主义国内秩序持续了 74 年（从 1917 年到 1991 年）。该秩序被现在统治俄罗斯的新系统或秩序所取代，在旧秩序崩溃后，新秩序是以本章早些时候我在解释第 1 和第 2 阶段时描述的经典方式建立的。」

「另一个案例是日本的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它是由于一场持续三年的革命（1866–69 年）而产生的。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日本人当时对外部世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未能取得进步。美国人强迫日本开放，促使一个革命团体在战斗中挑战并击败了统治者（由军事幕府将军领导），这导致了推翻当时由四个阶级——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运作的日本内部秩序。

这个由传统人士运行的旧日本秩序是极端保守的（例如，社会流动是非法的），它被相对进步且通过恢复现代化天皇权力改变了一切的革命者所取代。在这一时期的早期，由于经典的财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的触发，发生了大量的劳资纠纷、罢工和骚乱。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及小学教育，采用了资本主义，并将国家向外界开放。他们利用新技术做到了这一点，这使得他们变得非常有竞争力并获得了财富。」

「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一些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来产生革命性的有益改善，正如也有许多革命者做了错误的事情，给其人民带来了数十年的可怕痛苦。顺便说一句，由于其改革，日本继续走完了『大周期』的经典阶段。它变得极其成功且富有。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变得颓废、过度扩张且支离破碎，经历了大萧条，并打了昂贵的战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经典的灭亡。它的明治秩序及其经典的『大周期』从 1869 年到 1945 年持续了 76 年。」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彻底改变内部秩序。」

「它们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total restructurings），其中涵盖了债务和财务所有权的完全重塑，以及政治决策机制的重整。这些变革是由于需要在现有系统内无法实现的巨大变革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几乎所有系统都会遇到它们。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系统都会牺牲某些阶层的利益而使另一些阶层受益，这最终会变得无法容忍，以至于爆发战斗来确定前进的道路。

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变得非常大，且随后出现糟糕的经济状况，导致系统对很大一部分人不起作用时，人们就会为改变系统而战斗。那些在经济上受苦最深的人会为了从拥有财富、权力和受益于现有系统的人手中夺取更多财富和权力而战斗。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系统，因此他们自然愿意打破那些掌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革命性的变革通常通过内战暴力发生，尽管如前所述，它们也可以在不推翻系统的情况下和平实现。」

「内战时期通常非常残酷。通常，早期这些战争是强而有力且有秩序的权力斗争，而随着战斗和情绪的加剧，以及各方为了获胜不择手段，残酷程度会出乎意料地加速。以至于在第 6 阶段内战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残酷程度，在第 5 阶段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精英和温和派通常会逃离、被监禁或被杀害。阅读内战和革命的故事，如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中国内战（Chinese Civil War）、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和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早些时候我描述了导致跨越界线进入第 6 阶段的第 5 阶段动态。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加剧。我会进行解释。」

「内战和革命如何发生」

「正如之前所描述的，创造财富和财富差距的周期导致极少数人控制了极高比例的财富，最终导致贫穷的大多数通过内战和革命推翻富有的少数。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超乎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和革命是将权力从右翼转移到左翼，但也有许多是将财富和权力转移到右翼，远离左翼。然而，后者的数量较少且情况有所不同。它们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滑向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dysfunctional anarchies），且大部分民众渴望强有力的领导、纪律和生产力时。

由左向右转型的革命例子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苏联的倒台；1976 年阿根廷政变取代伊莎贝尔·贝隆（Isabel Perón）而代之以军事委员会；以及导致 1851 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变。我研究过的所有这些案例，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相同。与左翼革命一样，这些新的内部秩序在能够产生广泛的经济成功时取得成功，在未能做到时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功或失败的最大原因，长期趋势一直是总财富的增加和财富分布的扩大（即普通人的经济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当一个人身处大周期的某个阶段并亲身经历时，这一宏观愿景很容易被忽视。」

「通常，领导内战或革命的人曾是（现在也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三位关键革命领导人是：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一名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律师；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一名医生；以及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也是一名律师。

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包括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受教育家庭，其父是高级公务员；以及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以及周恩来，他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出身于一个非常富裕的种植园主家庭，在学习法律时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将日本引向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军官们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领导人通常并非来自贫困阶层，而是来自那些有知识、有视野并能组织群众的阶层。」

「这些领导人通常还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charismatic），能够与他人良好合作并建立起强大的、运作良好的组织，从而拥有发起革命的力量。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可以留意那些具备这些素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通常会从想要让系统变得更公平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演变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残酷革命者。」

「虽然在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贫富差距通常是冲突的最大根源，但总会有其他导致冲突的原因，这些原因累积起来，形成了对领导层和体制的巨大反对力量。通常在革命中，有着不同诉求的革命者会联合起来推动革命性变革；虽然他们在革命期间看起来很团结，但在赢得革命后，他们通常会为了具体议题和权力而相互争斗。」

「如前所述，在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资金、信贷和购买力的严重短缺。这种短缺产生了一种从有钱人手中夺取金钱的欲望，这导致拥有财富的人将资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资产中，进而导致政府通过实施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s）来阻止这些流动——即限制向其他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其他货币或更难征税且/或生产力较低的资产（如黄金）的转移。」

「更糟糕的是，当内部出现动荡时，外部敌人更有可能挑战该国。这是因为国内冲突造成的脆弱性使得外部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内部冲突分裂了国民，在财务上消耗他们，并分散了领导层的注意力，使其无暇顾及其他事务——所有这些都为外国势力利用脆弱性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内战和外战往往接踵而至的主要原因。

其他原因还包括：情绪和脾气变得高涨；此时上台的强力民粹主义领导人天生就是斗士；当存在内部冲突时，领导人发现感知到的外部敌人威胁可以将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因此他们倾向于鼓励冲突；此外，匮乏会导致民众/国家更愿意为了他们所需的资源（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而战斗。」

「几乎所有的内战都有某些外国势力参与，试图影响结果以获取自身利益。」

「内战和革命的开始在发生时并不清晰，尽管当你深陷其中时，它们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历史学家为内战的开始和结束设定了日期，但这些日期是人为划定的。事实是，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内战已经开始或已经结束，但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其中。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将 1789 年 7 月 14 日定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因为那天暴徒袭击了名为巴士底狱（Bastille）的军火库和监狱。但当时没有人认为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不知道那场内战和革命会变得多么恐怖和残酷。虽然人们可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可以通过一些模糊的标记来帮助定位自己所处的阶段，看清移动的方向，并对下一个阶段的样子有所了解。」

「内战极其残酷，因为它们是死生之战。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并战斗——此外，在白刃战中，温和派总是输家。」

「至于什么样的领导者最适合内战和革命，那是『鼓舞人心的将军型人物』（inspirational generals）——他们足够强大，能够集结支持并赢得必须打赢的各种战斗。因为战斗是残酷的，他们必须足够残忍，不择手段地去赢得胜利。」

「历史学家标记的内战时期通常持续几年，并决定正式的胜负，这通常体现在谁能占领首都的政府大楼。但与开始一样，内战/革命的结束也不像历史学家传达的那样明确。在正式内战结束后，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虽然内战和革命通常极其痛苦，但它们往往会导致重组，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为改善未来的结果奠定基础。内战/革命后的未来取决于接下来的步骤如何处理。」

现状：明尼阿波利斯与火药桶上的美国

让我们现在聚焦于过去几天的重大事件：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第二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抗议者被杀事件。从第 5 阶段转向第 6 阶段的两个经典标记似乎正在发生：

1. 「战斗中有人死亡是一个标记，它几乎肯定标志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该阶段将持续到胜负明确为止。」
2. 「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就各自的相对权力发生冲突。」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火药桶。根据最新的 PBS News/NPR/Marist 民意调查，近三分之一（30%）的美国人表示，为了让国家回到正轨，人们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5 年 9 月至 10 月）发现，85% 的美国成年人承认美国的政治动机暴力正在增加。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项分析发现，从 2016 年到 2024 年，发生了 21 起党派政治攻击或阴谋，而 2016 年之前的 25 年多时间里，此类事件仅有两起。这意味着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带有政治动机的阴谋/攻击增加了约十倍。美国的枪支比人还多，而且许多人带有暴力倾向。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与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而且看起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世界都看到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针对特朗普 ICE 计划的两名反对者的杀戮，现在正观察哪一方会退缩。许多人都在等待，看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战斗——我认为这将冒着将我们推向更明确内战边缘的风险；还是他会尝试通过呼吁和平、承诺并证明司法系统将妥善处理枪击事件、以及削减 ICE 活动来将我们从边缘拉回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表示政府将审查这起杀戮，并称 ICE 不会永远留在明尼阿波利斯。）

虽然他的选择将对接下来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可能点燃火药桶），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在推动「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明尼阿波利斯这起案件结果如何，这些都是正在演变并决定「大周期」如何进展的重大力量。

结论（摘自《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原则》）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evolution）之外，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一样进退的周期，这些周期很难改变或对抗。为了妥善应对这些变化，必须了解自己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它的永恒且普适的原则。

随着条件的改变，最佳应对方法也会随之改变——也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取决于环境，而环境总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方式下不断改变。因此，僵化地相信任何经济或政治系统永远是最好的，是一个错误。因为肯定会有一些时候，该系统并不适合当时的环境；如果一个社会不进行调整，它就会消亡。

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改革系统以适应环境是最好的选择。任何系统的测试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它在交付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方面表现如何，这可以被客观地衡量，我们也正在并会继续这样做。

话虽如此，历史带给我们最响亮、最清晰的教训是：通过熟练的协作产生高效的双赢关系，共同做大并分好蛋糕，让大多数人感到幸福，这远比为了财富和权力进行内战、导致一方奴役另一方要更有价值，也痛苦得多。」